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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事物的全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精神发现之一。”
《1984》中那句饶舌的名言“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在越发觉得应该活在当下的青年人脑海里逐渐走向忘却。40年前、50年前及60年前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祖辈遭遇了什么，通通都是谜。而那个即将垮台的晚清时节的轮廓却在历史碎片的拼凑中变得日益完整和清晰。
这不是中国一个孤例，事实上，类似的故事在东欧和拉美重演。我们应该如何审视那段岁月？又该如何寻找个体生命的存在？这是景凯旋试图通过《被贬低的思想》给予回答的问题。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景凯旋，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并从事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作为昆德拉作品早期中译者、东欧“萨米亚特”写作的早期关注者，景凯旋拥有更为直接的文学与思想资源，更为多重的关照视野。
《被贬低的思想》是作者的首部思想随笔，主要从文学批评和历史叙事着眼，分析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讨论的对象从王小波、鲁迅、巴金、胡适，到米兰·昆德拉、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以及中国与东欧知识群体。
景凯旋说，选择翻译昆德拉的作品是一种对人价值与思想的选择，随笔集中的对象又何尝不是为表达自己对文学与存在的理解而做的选择。景凯旋将王小波作为开篇，将鲁迅、巴金与知识分子的身份探讨作为文集的第一部分，自然是在随笔集的起始定下了立场与角度，即在极权制度的特征以及在此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立场与精神世界。
在极权制度下，王小波与鲁迅一样秉持着怀疑的态度，正如离群者鲁迅的怀疑一切，不原谅所有人。在那个热情高涨的年代，怀疑与反思则是与时代反向而生的存在。正如作者所言：“崇高源于热情，怀疑来自理性”。理性观照的起源在哪？立场在哪？王小波告诉我们是常识，而常识则来源于世俗的日常生活，并非超验意识。
当知识分子意识到生命悲剧的前提下，如何处理与现实生活的紧张关系？米兰·昆德拉对存在主题的关注，远远甚于人物本身。这并不能决定身为作家的知识分子的成败。如何在其作品中处理人物与存在的关系才是关键。
在早期的作品《玩笑》、《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中，米兰·昆德拉通过对现实情境的荒诞化处理导出对日常现实的思考，形成了对现实冷峻的批判。然而，当米兰·昆德拉后期越发想突破这种紧张的关系，寻找终南捷径，“越是想把对现实情境的描述改变为对普遍存在的思考，其作品就越是缺乏一种生活的日常性力量。”作品的思想性也便随着日常性的缺乏而走向平滑。与之相反的是，“俄国的良心作家”索尔仁尼琴则用最底层的世俗精神去反抗生活中的伪崇高，使得他的叙述语气和人物言辞透出一种罕见的力度，力度里有反思、有理性。
索尔仁尼琴认为当今世界缺乏道德勇气就在于宗教感的丧失。这种宗教感的丧失在景凯旋看来，却是潜伏已久。“中国人不憎道士，并非由于道教属于土生土长的宗教，而是由于它的非宗教性，它对现实享受的追求。”对当下的现世追求，导致了我们在极权制度下的反思缺场。
在匆匆告别上一场革命之后，我们几无反思地匆匆迎来了西方的科技革命。科学技术的客观革命将人类生存由整体划分为分子与个体化的断裂式存在。这种断裂不仅仅是空间的，更是时间序列上的，历史性的，导致人精神上的主体性缺失。思想的崇高与重要性在这个断裂中被消解。
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作者希冀发出的鲁迅式的声音与民族文化反向的孤独者呐喊，对于回归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反思历史皆指向当下，指向当代人的存在困境的思考，而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于对存在之自由的找寻。
《1984》中那句饶舌的名言“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在越发觉得应该活在当下的青年人脑海里逐渐走向忘却。40年前、50年前及60年前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祖辈遭遇了什么，通通都是谜。而那个即将垮台的晚清时节的轮廓却在历史碎片的拼凑中变得日益完整和清晰。
这不是中国一个孤例，事实上，类似的故事在东欧和拉美重演。我们应该如何审视那段岁月？又该如何寻找个体生命的存在？这是景凯旋试图通过《被贬低的思想》给予回答的问题。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景凯旋，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并从事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作为昆德拉作品早期中译者、东欧“萨米亚特”写作的早期关注者，景凯旋拥有更为直接的文学与思想资源，更为多重的关照视野。
《被贬低的思想》是作者的首部思想随笔，主要从文学批评和历史叙事着眼，分析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讨论的对象从王小波、鲁迅、巴金、胡适，到米兰·昆德拉、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以及中国与东欧知识群体。
景凯旋说，选择翻译昆德拉的作品是一种对人价值与思想的选择，随笔集中的对象又何尝不是为表达自己对文学与存在的理解而做的选择。景凯旋将王小波作为开篇，将鲁迅、巴金与知识分子的身份探讨作为文集的第一部分，自然是在随笔集的起始定下了立场与角度，即在极权制度的特征以及在此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立场与精神世界。
在极权制度下，王小波与鲁迅一样秉持着怀疑的态度，正如离群者鲁迅的怀疑一切，不原谅所有人。在那个热情高涨的年代，怀疑与反思则是与时代反向而生的存在。正如作者所言：“崇高源于热情，怀疑来自理性”。理性观照的起源在哪？立场在哪？王小波告诉我们是常识，而常识则来源于世俗的日常生活，并非超验意识。
当知识分子意识到生命悲剧的前提下，如何处理与现实生活的紧张关系？米兰·昆德拉对存在主题的关注，远远甚于人物本身。这并不能决定身为作家的知识分子的成败。如何在其作品中处理人物与存在的关系才是关键。
在早期的作品《玩笑》、《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中，米兰·昆德拉通过对现实情境的荒诞化处理导出对日常现实的思考，形成了对现实冷峻的批判。然而，当米兰·昆德拉后期越发想突破这种紧张的关系，寻找终南捷径，“越是想把对现实情境的描述改变为对普遍存在的思考，其作品就越是缺乏一种生活的日常性力量。”作品的思想性也便随着日常性的缺乏而走向平滑。与之相反的是，“俄国的良心作家”索尔仁尼琴则用最底层的世俗精神去反抗生活中的伪崇高，使得他的叙述语气和人物言辞透出一种罕见的力度，力度里有反思、有理性。
索尔仁尼琴认为当今世界缺乏道德勇气就在于宗教感的丧失。这种宗教感的丧失在景凯旋看来，却是潜伏已久。“中国人不憎道士，并非由于道教属于土生土长的宗教，而是由于它的非宗教性，它对现实享受的追求。”对当下的现世追求，导致了我们在极权制度下的反思缺场。
在匆匆告别上一场革命之后，我们几无反思地匆匆迎来了西方的科技革命。科学技术的客观革命将人类生存由整体划分为分子与个体化的断裂式存在。这种断裂不仅仅是空间的，更是时间序列上的，历史性的，导致人精神上的主体性缺失。思想的崇高与重要性在这个断裂中被消解。
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作者希冀发出的鲁迅式的声音与民族文化反向的孤独者呐喊，对于回归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反思历史皆指向当下，指向当代人的存在困境的思考，而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于对存在之自由的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