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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毕飞宇的《玉米》描写了玉米、玉秀，以及玉秧这三位农村少女的不同人生，三部曲讲述的是三个人的故事，包含的却是作者对于乡村女性命运的反思。《玉米》中有两个不可忽略的关键词：性与权力。在权力叙事和大量的性描写中，《玉米》深刻地展现出了乡村女性逃脱不出权力之网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权力空间 性描写 女性形象 女性命运
在现当代文学中，无论是性描写还是权力叙事都颇受青睐，它们通常使人想到身体、本能以及欲望种种，同时也能够揭开社会生活的种种表象，正如福柯所言：“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性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种族、家庭和个人进行再生產的手段，性最终被认为是我们最‘深刻’的真理藏身和表白的地方。”{1}而其也曾尖锐地洞悉到“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强迫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2}。故而性和权力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常青树，更有不少作家将性与权力交织在一起，试图全面生动地展现出人性与生活的本源。不管是性、权力还是诸如其他，“人”永远是这些题材所聚焦的对象和价值评判的尺度。毕飞宇正是这样的一位高度关注“人”的作家，在其小说《玉米》中，他摆脱了身为男性的视角局限和生活经验，通过对性与权力的抒写，展现了一群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的女性无可逃脱的悲剧命运。
一、《玉米》中的三个权力空间
在福柯看来，“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3}在《玉米》三部曲中，毕飞宇建构了三个权力空间：以王家庄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空间、以断桥镇为中心的乡镇权力空间，以及以师范学校为中心的校园权力空间。权力是抽象的、空洞的，但权力又是具体的、有力的，它无时无刻地用隐性的手推动出生活的多样性，《玉米》中的三个权力场分别围绕着王家三姐妹的生活进行展开，在日常生活的还原中，这些权力场展现出完整的面貌，“王家庄”“断桥镇”也由此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
第一部《玉米》故事发生在王家庄，王家庄是哪里？书中并没有说明，它只是中国无名乡村中的普通一员。王家庄的支书王连方和其他村民在面貌上都比较模糊，将这二者区分开来的有两点：一个是他家里安置着村里高音喇叭的麦克风，它俨然是王家的专有物品，另一个就是支书王连方睡过很多的女人。高音喇叭与声音联系在一起，它广而告之的特点使得它具有“话语”的意味，作为支书的王连方无疑具有独享的特权，其他村民对此并无异议；但在睡女人方面，王连方却老马失蹄，在其长达二十年的任期内，他睡过的女人虽不计其数，但也相安无事，即使不幸被撞破，“有庆哪，你在外头歇会儿，这边快了，就好了”{4}这样的混账话都激不起波浪，直到他破坏军婚的罪名被落实，触碰到了更加强大的力量才被撤职。王家庄这样一个权力场由此展现出来：村支书处在权力场的中央，并以村支书的血缘关系向外延伸，这也是乡村基层政治权力场的典型形态。
第二部《玉秀》故事地点转移到了断桥镇。较之第一部，作者更多地将重心放在家庭生活中，郭家兴与玉米的小家庭也构成了一个权力场。作为男性家长的郭家兴具有绝对的地位，女主人玉米看似风光却不得不依附于郭家兴，面对刁蛮继女郭巧巧她既结巴不成，最拿手的巧劲儿也无法施展，让玉秀白白钻了空子给她难受，待她怀孕了且郭巧巧离家后，她立即确立了自己在家中的地位，给玉秀立规矩。如果说在第一部中玉米拿筷子敲碗那段是家庭内部“夺权”的前奏，那么在第二部中玉米和玉秀的较量则将权力的具体性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无论是败下阵来的玉秀还是看似占了上风的玉米，在王家庄，她们依附在父亲王连方的庇护之下，随着王连方的倒台走向落寞，在断桥镇的郭家，她们的靠山变成了郭家兴，而她们自己却从未真正走进权力场的中央，无论是在政治权力空间还是家庭权力空间，她们都是处在底层和边缘。
第三部《玉秧》的故事地点摆脱了乡村步入都市。玉秧考上了城里的师范学校，变成了村里的“金凤凰”，然而这种荣耀很快便走向幻灭。一方面，校园的等级结构依然森严，从校长、主任、班主任再到学生权力层层弱化，作为普通学生的玉秧面对老师毫无反抗之力；另外，学生内部之间也被人为区分，老实本分的玉秧默默无闻，因出身乡村受到城里同学的排挤，在里外夹击下，负责校卫队的老师魏向东成为玉秧唯一的救命稻草。尽管校园与社会相隔，但在权力的高度集中下，它反而更容易滋生出罪恶：与玉秧出身遭遇相似的室友庞凤华不得不依附于班主任才能融入集体，而魏向东给予的一点点暗中窥视权便使得玉秧获得巨大的精神满足，她无法抗拒魏向东的猥亵行为，并在小小的窥视权中滋生复仇的欲望。再为微小的权力在特殊环境和条件下都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力，《玉秧》这一校园权力空间的建构可看作是前两部权力抒写的延伸。
在这三个大的权力场的建构中，有几种典型的权力存在：一个是长期盘踞于乡村的基层政治权力，通常以村长、村支书或是干部的面貌出现；一个是更为稳固地存在于家庭关系中的男权，即父权和夫权；一个是任意社会群体或组织内部上下级关系中的控制权。“历史地看，父权和夫权不仅是人类一切权力及统治的表现之一，而且是一切权力与统治的起源。”{5}《玉米》中最主要的权力便是无处不在的夫权和父权，而值得注意的是，群众话语也成为一种隐性的权力，“‘闲话’是更隐蔽的权力形式，从闲话的发出者来看，它是集体承担的暴力行为，真凶隐藏在匿名的大众之间”{6}。《玉米》中村民们的目光和口舌、《玉秧》中学生们“雪亮”的眼睛都是一道无形的权力，谁单独站在群众之外，谁就会受到致命的中伤，总之，权力和话语无处不在。
二、权力叙事下的性描写
《玉米》在权力叙事下，刻画了一批鲜活的乡村女性形象，王家三姐妹、柳粉香甚至是母亲施桂芳无一不是生动的，在女性的参照下，寥寥无几的几位男性却显得“符号”意义大于生命意义，特点鲜明但面目模糊。而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通常是性或者身体，在权力叙事下，身体的活力、欲望的罪恶交织着，这些乡村女性在层层的权力网中悲剧的命运被展示出来，显然作者对乡村女性的出路做出了深刻的探索和反思。 《玉米》首先展示出权力话语下不平等的性爱，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学问题。在男权话语下，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附属地位，不但没有主动权，甚至沦为生育的工具。比如施桂芳这一母亲形象就十分典型，出嫁前夕嫂子就告诫她“难啃的骨头才是最香的”{7}，但婚后施桂芳在房事上并没有话语权，直到她生出儿子才算终结作为妻子的“历史使命”。村里即使如柳粉香这般风流人流，或是如玉米如此的心高气傲，在嫁为人妻后也不得不背负生子的重任，并在房事上对丈夫曲意逢迎。而政治权力也让女性面临着性压迫，支书王连方长期奸淫村中妇女，而竟无一人反抗，小小的村支书尚且如此只手遮天，那些处于权利网更高层的人又该如何？《玉米》中的男女之性大多是畸形的、可耻的性，几乎没有出于正常男女情爱的性，性在种种权力话语下只是强者发泄欲望的选择，也变成弱者争取生存空间的工具，在这些看似开放的性关系中，隐于深处的是专制和禁锢。
无处不在的性压抑下，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发现成为一丝明亮的点缀。身体是一个具体又抽象的概念，在肉体之外，与身体相关的东西比如发型、服饰等都可看作展现身体的表现。“玉米没穿棉袄，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白线衫，小了一些，胸脯鼓鼓的，到了小腰那儿又有力地收了回去，腰身全出来了。”{8}这是父亲王连方眼中的玉米，然而玉米自己并没有发现自己身体的美，直到家庭屡遭变故她在自虐中才朦胧地觉察出身体与性的关联，在接下来的婚姻生活中，她终于无师自通般地学会了充分利用自己年轻的身体，玉米的成长既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也是一段女性对自己身体不断探索的过程。而这在漂亮的女人柳粉香、玉秀身上则更为直观，漂亮的玉秀依靠着梳辫子打扮这些小把戏吸引同伴，但两次失贞的她和柳粉香的命运相同，都是被审视和玩弄的对象。《玉米》中的这些女性的身体无不是健康、合乎审美的，她们在自觉不自觉中都懂得身体是她们最大的资本和价值，然而身体的优势却改变不了她们的命运。
毕飞宇在性描写中常常使用一种类似政治化的语言表述，有学者如此阐释：“所谓‘性话语’的政治化是指用一种政治化语言来叙述人物的性心理性行为，往往天衣无缝、妙趣横生。”{9}作者是如此描写王连方的偷情：“王连方和女会计开始了斗争，这斗争是漫长的，艰苦卓绝的，你死我活的，危机四伏的，最后又是起死回生的。”{10}对前妻而言，“这些年郭家兴对待房事可是相当地懈怠了，老夫老妻了，熟门熟路的，每一次都像开会，先是布置会场，然后开幕，然后做报告，然后闭幕。”{11}这样的句子随手可摘。将性的描写用政治话语来表达，一方面是作者有意对严肃政治的调侃，以制造出一种反讽的效果，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严肃的、被赋予意义的政治话语被用在性描写中，既符合人物心理、地位，也符合大的政治环境，它使作品避免流入低俗，“不正经”之处却是最为正经。《玉米》将性与权力真正地融为一体，脱离性来谈它的权力抒写或是脱离权力来批判其中的性描写，都无法展现出其全貌。
三、性与权力：无可逃脱的女性命运
在性与权力的抒写中，《玉米》塑造了一群出身相似但性格迥异的乡村女性形象，她们存在于作品中，也散布在现实生活的角角落落。正是基于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作者才选择隐于文字背后，不动声色地讲述在某个叫王家庄的地方，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和其他地方的女性没有什么不同，她们不曾被人发现，但她们的生存状况又的确值得引起注意。或许将《玉米》中这群乡村女性做出比较分析，更有助于我们去体会作者对她们生存状况的深切思考。
王家三姐妹的性格各不相同，但她们人生的轨迹却耐人寻味。从人生选择来看，她们都是故土的“背离者”，玉米遭遇悔婚后选择嫁给公社干部离开王家庄，玉秀失贞后投奔玉米也离开了王家庄，玉秧通过求学离开了王家庄，尽管动机和途径不同，但对于故土王家庄而言，她们都显示出一种决绝告别的姿态。从人生结局来看，她们都是权力空间下的依附者和受害者，玉米最开始对王连方出格的行为反抗得并不彻底，因为作为支书的女儿她比其他人更容易收获好姻缘，当被彭国梁悔婚后，她看清了权力的好处，嫁给郭家兴重回权力中心，看似刚强的玉米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权力的依附者，只不过是从父权转移到了夫权而已；玉秀和玉秧较之玉米则更为明显，二人开始都依附于父亲王连方，而后玉秀投靠了玉米再投向郭左，而玉秧即使考上了大学，在校园中却不得不依附魏向东，她们连所谓反抗的姿态都不曾有过，这点看来她们的逃离是毫无意义的，只是由一个寄居点转移到更大的寄居点，实在不能看作是什么“精神的逃遁”。
相似的人生轨迹下包含着千奇百怪的人生状态，在同与不同间乡村女性人生的数种可能性被展示出来，相对那些被遮蔽的无名女性，王家三姐妹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层层权力网下她们的人生也充满无奈。在父权、夫权先后陨灭后，玉米逐渐丧失自我，为了权力她甘愿变成郭家兴的性奴，为了自己的地位和王家的脸面，她残忍地告诉了郭左关于玉秀被轮奸的经历并逼迫玉秀堕胎，至此玉米的心理已极度扭曲，她从一个受害者、依附者逐渐变成新的迫害者，人性在权力和欲望中被彻底异化。玉秀则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受害者，因为王连方从前的罪恶，村民将仇恨转移到她身上将她轮奸，她逃离了王家庄后却被郭左诱奸，怀孕后被人戏弄甚至被亲姐姐亲手送去堕胎，这个单纯无害的女孩子逃离后却误入了更大的魔窟，一次失贞，人生便万劫不复，玉秀向我们展示了权力迫害的多层性。而玉秧则在平凡中极度被压抑，当她品尝到了权力的快感时，以窥探他人生活作为自身价值的证明，被猥亵也无能为力，她是权力话语下的受害者，但也在极端压抑下变得扭曲，不自觉中制造出新的罪恶，通过玉秧的经历展示出权力的诱惑力和破坏性到底有多大。
李泽厚在为《玉米》作序时写道：“他让玉米有了身体，美好的、但伤痕累累的身体，他还写了‘玉秀’和‘玉秧’，那是即将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长的玉米。”{12}其实不尽然，玉秀成为不了玉米，玉秧也成为不了玉米，如果说玉米是乡村女性中最寻常、最合乎传统观念审美的女性，玉秀则是漂亮、单纯得让人嫉妒的女性，玉秧则是企图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乡村女性代表，她们代表的正是广大乡村女性存在的不同人生状态。但无论是玉米、玉秀还是玉秧都没能通过逃离活出自我，这才是作者所痛心和深切关注的，也正是在這一意义上，《玉米》谱写的是一曲乡村女性在权力话语下悲剧命运的挽歌。至于出路何在？或许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些女性，而是更大的话语层面，这样的结局也留给广大读者思考的空间。《玉米》的创作提醒着我们，文学的维度就是人性的维度，每个作家都要保持住这种写作的温度。
{1} 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福柯：《规则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7页。
{3} 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7}{8}{10}{11}{12} 毕飞宇：《玉米》，作家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40页，第4页，第7页，第22页，第98页，第1页。
{5}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6} 陈思：《毕飞宇近年权力叙事解读：〈玉米〉到〈平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9} 王彬彬：《毕飞宇小说中的“性话语”》，《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福柯.规则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 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J].厦门大学学报，2004（4）.
[4] 陈顺馨.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 陈思.毕飞宇近年权力叙事解读：《玉米》到《平原》[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6] 王彬彬.毕飞宇小说中的“性话语”[J].当代作家评论，2008（1）.
[7] 毕飞宇.玉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关键词：权力空间 性描写 女性形象 女性命运
在现当代文学中，无论是性描写还是权力叙事都颇受青睐，它们通常使人想到身体、本能以及欲望种种，同时也能够揭开社会生活的种种表象，正如福柯所言：“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性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种族、家庭和个人进行再生產的手段，性最终被认为是我们最‘深刻’的真理藏身和表白的地方。”{1}而其也曾尖锐地洞悉到“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强迫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2}。故而性和权力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常青树，更有不少作家将性与权力交织在一起，试图全面生动地展现出人性与生活的本源。不管是性、权力还是诸如其他，“人”永远是这些题材所聚焦的对象和价值评判的尺度。毕飞宇正是这样的一位高度关注“人”的作家，在其小说《玉米》中，他摆脱了身为男性的视角局限和生活经验，通过对性与权力的抒写，展现了一群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的女性无可逃脱的悲剧命运。
一、《玉米》中的三个权力空间
在福柯看来，“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3}在《玉米》三部曲中，毕飞宇建构了三个权力空间：以王家庄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空间、以断桥镇为中心的乡镇权力空间，以及以师范学校为中心的校园权力空间。权力是抽象的、空洞的，但权力又是具体的、有力的，它无时无刻地用隐性的手推动出生活的多样性，《玉米》中的三个权力场分别围绕着王家三姐妹的生活进行展开，在日常生活的还原中，这些权力场展现出完整的面貌，“王家庄”“断桥镇”也由此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
第一部《玉米》故事发生在王家庄，王家庄是哪里？书中并没有说明，它只是中国无名乡村中的普通一员。王家庄的支书王连方和其他村民在面貌上都比较模糊，将这二者区分开来的有两点：一个是他家里安置着村里高音喇叭的麦克风，它俨然是王家的专有物品，另一个就是支书王连方睡过很多的女人。高音喇叭与声音联系在一起，它广而告之的特点使得它具有“话语”的意味，作为支书的王连方无疑具有独享的特权，其他村民对此并无异议；但在睡女人方面，王连方却老马失蹄，在其长达二十年的任期内，他睡过的女人虽不计其数，但也相安无事，即使不幸被撞破，“有庆哪，你在外头歇会儿，这边快了，就好了”{4}这样的混账话都激不起波浪，直到他破坏军婚的罪名被落实，触碰到了更加强大的力量才被撤职。王家庄这样一个权力场由此展现出来：村支书处在权力场的中央，并以村支书的血缘关系向外延伸，这也是乡村基层政治权力场的典型形态。
第二部《玉秀》故事地点转移到了断桥镇。较之第一部，作者更多地将重心放在家庭生活中，郭家兴与玉米的小家庭也构成了一个权力场。作为男性家长的郭家兴具有绝对的地位，女主人玉米看似风光却不得不依附于郭家兴，面对刁蛮继女郭巧巧她既结巴不成，最拿手的巧劲儿也无法施展，让玉秀白白钻了空子给她难受，待她怀孕了且郭巧巧离家后，她立即确立了自己在家中的地位，给玉秀立规矩。如果说在第一部中玉米拿筷子敲碗那段是家庭内部“夺权”的前奏，那么在第二部中玉米和玉秀的较量则将权力的具体性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无论是败下阵来的玉秀还是看似占了上风的玉米，在王家庄，她们依附在父亲王连方的庇护之下，随着王连方的倒台走向落寞，在断桥镇的郭家，她们的靠山变成了郭家兴，而她们自己却从未真正走进权力场的中央，无论是在政治权力空间还是家庭权力空间，她们都是处在底层和边缘。
第三部《玉秧》的故事地点摆脱了乡村步入都市。玉秧考上了城里的师范学校，变成了村里的“金凤凰”，然而这种荣耀很快便走向幻灭。一方面，校园的等级结构依然森严，从校长、主任、班主任再到学生权力层层弱化，作为普通学生的玉秧面对老师毫无反抗之力；另外，学生内部之间也被人为区分，老实本分的玉秧默默无闻，因出身乡村受到城里同学的排挤，在里外夹击下，负责校卫队的老师魏向东成为玉秧唯一的救命稻草。尽管校园与社会相隔，但在权力的高度集中下，它反而更容易滋生出罪恶：与玉秧出身遭遇相似的室友庞凤华不得不依附于班主任才能融入集体，而魏向东给予的一点点暗中窥视权便使得玉秧获得巨大的精神满足，她无法抗拒魏向东的猥亵行为，并在小小的窥视权中滋生复仇的欲望。再为微小的权力在特殊环境和条件下都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力，《玉秧》这一校园权力空间的建构可看作是前两部权力抒写的延伸。
在这三个大的权力场的建构中，有几种典型的权力存在：一个是长期盘踞于乡村的基层政治权力，通常以村长、村支书或是干部的面貌出现；一个是更为稳固地存在于家庭关系中的男权，即父权和夫权；一个是任意社会群体或组织内部上下级关系中的控制权。“历史地看，父权和夫权不仅是人类一切权力及统治的表现之一，而且是一切权力与统治的起源。”{5}《玉米》中最主要的权力便是无处不在的夫权和父权，而值得注意的是，群众话语也成为一种隐性的权力，“‘闲话’是更隐蔽的权力形式，从闲话的发出者来看，它是集体承担的暴力行为，真凶隐藏在匿名的大众之间”{6}。《玉米》中村民们的目光和口舌、《玉秧》中学生们“雪亮”的眼睛都是一道无形的权力，谁单独站在群众之外，谁就会受到致命的中伤，总之，权力和话语无处不在。
二、权力叙事下的性描写
《玉米》在权力叙事下，刻画了一批鲜活的乡村女性形象，王家三姐妹、柳粉香甚至是母亲施桂芳无一不是生动的，在女性的参照下，寥寥无几的几位男性却显得“符号”意义大于生命意义，特点鲜明但面目模糊。而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通常是性或者身体，在权力叙事下，身体的活力、欲望的罪恶交织着，这些乡村女性在层层的权力网中悲剧的命运被展示出来，显然作者对乡村女性的出路做出了深刻的探索和反思。 《玉米》首先展示出权力话语下不平等的性爱，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学问题。在男权话语下，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附属地位，不但没有主动权，甚至沦为生育的工具。比如施桂芳这一母亲形象就十分典型，出嫁前夕嫂子就告诫她“难啃的骨头才是最香的”{7}，但婚后施桂芳在房事上并没有话语权，直到她生出儿子才算终结作为妻子的“历史使命”。村里即使如柳粉香这般风流人流，或是如玉米如此的心高气傲，在嫁为人妻后也不得不背负生子的重任，并在房事上对丈夫曲意逢迎。而政治权力也让女性面临着性压迫，支书王连方长期奸淫村中妇女，而竟无一人反抗，小小的村支书尚且如此只手遮天，那些处于权利网更高层的人又该如何？《玉米》中的男女之性大多是畸形的、可耻的性，几乎没有出于正常男女情爱的性，性在种种权力话语下只是强者发泄欲望的选择，也变成弱者争取生存空间的工具，在这些看似开放的性关系中，隐于深处的是专制和禁锢。
无处不在的性压抑下，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发现成为一丝明亮的点缀。身体是一个具体又抽象的概念，在肉体之外，与身体相关的东西比如发型、服饰等都可看作展现身体的表现。“玉米没穿棉袄，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白线衫，小了一些，胸脯鼓鼓的，到了小腰那儿又有力地收了回去，腰身全出来了。”{8}这是父亲王连方眼中的玉米，然而玉米自己并没有发现自己身体的美，直到家庭屡遭变故她在自虐中才朦胧地觉察出身体与性的关联，在接下来的婚姻生活中，她终于无师自通般地学会了充分利用自己年轻的身体，玉米的成长既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也是一段女性对自己身体不断探索的过程。而这在漂亮的女人柳粉香、玉秀身上则更为直观，漂亮的玉秀依靠着梳辫子打扮这些小把戏吸引同伴，但两次失贞的她和柳粉香的命运相同，都是被审视和玩弄的对象。《玉米》中的这些女性的身体无不是健康、合乎审美的，她们在自觉不自觉中都懂得身体是她们最大的资本和价值，然而身体的优势却改变不了她们的命运。
毕飞宇在性描写中常常使用一种类似政治化的语言表述，有学者如此阐释：“所谓‘性话语’的政治化是指用一种政治化语言来叙述人物的性心理性行为，往往天衣无缝、妙趣横生。”{9}作者是如此描写王连方的偷情：“王连方和女会计开始了斗争，这斗争是漫长的，艰苦卓绝的，你死我活的，危机四伏的，最后又是起死回生的。”{10}对前妻而言，“这些年郭家兴对待房事可是相当地懈怠了，老夫老妻了，熟门熟路的，每一次都像开会，先是布置会场，然后开幕，然后做报告，然后闭幕。”{11}这样的句子随手可摘。将性的描写用政治话语来表达，一方面是作者有意对严肃政治的调侃，以制造出一种反讽的效果，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严肃的、被赋予意义的政治话语被用在性描写中，既符合人物心理、地位，也符合大的政治环境，它使作品避免流入低俗，“不正经”之处却是最为正经。《玉米》将性与权力真正地融为一体，脱离性来谈它的权力抒写或是脱离权力来批判其中的性描写，都无法展现出其全貌。
三、性与权力：无可逃脱的女性命运
在性与权力的抒写中，《玉米》塑造了一群出身相似但性格迥异的乡村女性形象，她们存在于作品中，也散布在现实生活的角角落落。正是基于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作者才选择隐于文字背后，不动声色地讲述在某个叫王家庄的地方，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和其他地方的女性没有什么不同，她们不曾被人发现，但她们的生存状况又的确值得引起注意。或许将《玉米》中这群乡村女性做出比较分析，更有助于我们去体会作者对她们生存状况的深切思考。
王家三姐妹的性格各不相同，但她们人生的轨迹却耐人寻味。从人生选择来看，她们都是故土的“背离者”，玉米遭遇悔婚后选择嫁给公社干部离开王家庄，玉秀失贞后投奔玉米也离开了王家庄，玉秧通过求学离开了王家庄，尽管动机和途径不同，但对于故土王家庄而言，她们都显示出一种决绝告别的姿态。从人生结局来看，她们都是权力空间下的依附者和受害者，玉米最开始对王连方出格的行为反抗得并不彻底，因为作为支书的女儿她比其他人更容易收获好姻缘，当被彭国梁悔婚后，她看清了权力的好处，嫁给郭家兴重回权力中心，看似刚强的玉米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权力的依附者，只不过是从父权转移到了夫权而已；玉秀和玉秧较之玉米则更为明显，二人开始都依附于父亲王连方，而后玉秀投靠了玉米再投向郭左，而玉秧即使考上了大学，在校园中却不得不依附魏向东，她们连所谓反抗的姿态都不曾有过，这点看来她们的逃离是毫无意义的，只是由一个寄居点转移到更大的寄居点，实在不能看作是什么“精神的逃遁”。
相似的人生轨迹下包含着千奇百怪的人生状态，在同与不同间乡村女性人生的数种可能性被展示出来，相对那些被遮蔽的无名女性，王家三姐妹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层层权力网下她们的人生也充满无奈。在父权、夫权先后陨灭后，玉米逐渐丧失自我，为了权力她甘愿变成郭家兴的性奴，为了自己的地位和王家的脸面，她残忍地告诉了郭左关于玉秀被轮奸的经历并逼迫玉秀堕胎，至此玉米的心理已极度扭曲，她从一个受害者、依附者逐渐变成新的迫害者，人性在权力和欲望中被彻底异化。玉秀则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受害者，因为王连方从前的罪恶，村民将仇恨转移到她身上将她轮奸，她逃离了王家庄后却被郭左诱奸，怀孕后被人戏弄甚至被亲姐姐亲手送去堕胎，这个单纯无害的女孩子逃离后却误入了更大的魔窟，一次失贞，人生便万劫不复，玉秀向我们展示了权力迫害的多层性。而玉秧则在平凡中极度被压抑，当她品尝到了权力的快感时，以窥探他人生活作为自身价值的证明，被猥亵也无能为力，她是权力话语下的受害者，但也在极端压抑下变得扭曲，不自觉中制造出新的罪恶，通过玉秧的经历展示出权力的诱惑力和破坏性到底有多大。
李泽厚在为《玉米》作序时写道：“他让玉米有了身体，美好的、但伤痕累累的身体，他还写了‘玉秀’和‘玉秧’，那是即将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长的玉米。”{12}其实不尽然，玉秀成为不了玉米，玉秧也成为不了玉米，如果说玉米是乡村女性中最寻常、最合乎传统观念审美的女性，玉秀则是漂亮、单纯得让人嫉妒的女性，玉秧则是企图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乡村女性代表，她们代表的正是广大乡村女性存在的不同人生状态。但无论是玉米、玉秀还是玉秧都没能通过逃离活出自我，这才是作者所痛心和深切关注的，也正是在這一意义上，《玉米》谱写的是一曲乡村女性在权力话语下悲剧命运的挽歌。至于出路何在？或许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些女性，而是更大的话语层面，这样的结局也留给广大读者思考的空间。《玉米》的创作提醒着我们，文学的维度就是人性的维度，每个作家都要保持住这种写作的温度。
{1} 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福柯：《规则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7页。
{3} 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7}{8}{10}{11}{12} 毕飞宇：《玉米》，作家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40页，第4页，第7页，第22页，第98页，第1页。
{5}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6} 陈思：《毕飞宇近年权力叙事解读：〈玉米〉到〈平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9} 王彬彬：《毕飞宇小说中的“性话语”》，《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福柯.规则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 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J].厦门大学学报，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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