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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看来，技术层面的上涨因素并不可靠，中国股市下一步的发展同样需要“改革红利”支持。
2012 年末股市的反弹行情并不能彻底去除人们心中的阴霾。
在大多数人看来，技术层面的上涨因素并不可靠，中国股市下一步的发展同样需要“改革红利”支持。
如果说2012 年初提出这一说法尚有理论和实践之准备不足，而跨入2013年的中国股市，已无太多时间空间可以“从长计议”——“二次股改”势在必行。
事实上， “二次股改”说法抛出非止一年。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就有人提出必须紧接着进行制度性改革，但在狂热市场氛围中，人们对制度性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足，难以达成共识。
2008 年股市暴跌时即有人提出“二次股改”来挽回信心，得到市场诸多积极回应。然而，从管理层的暧昧态度来看，他们更喜欢“平稳转轨”。于是，在无休止的修修补补中，事关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重要“顶层设计”一再被拖延。
2011 年底，证监会新任主席郭树清以发行制度为切口，掀起了若干次资本市场改革大讨论。一时间，市场人士纷纷从技术、制度等层面提出诸如解决“三高现象”、“一股独大问题”、“分红与再融资问题”等多项建议。总体而言，尽管各方提出的改革具体措施有所不同，但是在改革的时机和方向上分歧并不大。
经过近一年多的沉淀，资本市场改革共识正在重新凝聚。
从市场层面而言，确实没有理由继续延宕改革。市场情势逼人：2012 年毫无疑问令包括券商、股民、上市公司在内的参与者失望，它也同样让监管者焦虑，让股评家迷思。全年一个右角下沉的大“M”走势让人们不寒而栗。
2012 的A 股表现熊冠全球。从2月27 日的2478 年内高点开始，沪指绵绵阴跌到12 月4 日1949.46 点，10 个多月跌幅高达20%。
据同花顺iFind 数据显示，12 月底，上证A 股和沪深300 市盈率分别为10倍和9 倍左右，而2008 年上证指数跌至1664 点时，这两者的市盈率为13.61倍和14 倍。
换句话说，4 年过去，表面上A 股估值变得更便宜，但依然无法引来资金。
股市低迷，源于信心缺失，源于投资者的恐惧心理。在投资者信心本就严重不足的情况下，A 股市场又曝出多起造假案件，在违法违规行为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的同时，一个越积越大的“堰塞湖”给市场信心带来致命打击。
那么，信心从哪里来？未来支持市场健康发展的动力又来自哪里？
很显然，从经济基本面和股市对应关系来说，以往的市场逻辑通通失效了。
2012 年中国股市最大特点是市场对一些本该引发积极回馈的消息无动于衷。特别是年末，官方发布的一连串表明经济已经触底反弹的数据时也是如此。反观国际市场，即便是正陷于欧债危机中的欧洲诸多市场指数和美国主要市场指数，也比上证综指要活跃很多，回报率高很多。
既然基本面无法支持市场信心，那么唯一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制度性因素。在许多市场人士看来，这包括以发行退市制度为核心，延伸出的供求关系失衡、投融资关系失衡等问题。
正因如此，市场人士普遍寄望于“二次股改”。
在“二次股改”主要呼吁者华生看来，股权分置改革是第一次股改，它解决了中国股市与国际成熟市场在形式上的接轨。二次股改则是更核心的制度变革，即发行审批制度的根本改革，其实质是实现从审核制向统一规范的披露制转变。它要解决的是中国股市与国际规范市场精神实质的接轨。
换句话说，“一进一出”的发行和退市制度是这个市场大多数问题的根源所在。
郭树清曾在2012 年初提出“发行不审行不行？”的“惊天一问”。这一明显的“投石问路”引发了持续热议，但其后市场主体的表现也表明解决问题阻力之大——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发行改革议而未动，而创业板退市制度则在利益相关方博弈下几经反复，令人扼腕叹息。人们不能不注意到，由于涉及巨大的利益链条，作为制度主要受益者的几个市场关键环节明显不愿发声，甚至有意无意在阻扰改革进程。
以创业板为例，用市场人士的话来说，发行部要权，保荐人承销商要利。
发审委一年一换，但问题层出不穷。一旦上市公司东窗事发，风险却鲜有人承担。保荐人不必为高薪惴惴不安，而手握“生杀大权”的发审委也极少有人因渎职而被问责到底。
另一方面，目前尚有800 多家公司在排队等待上市，而“市场入口”却在纠结于放行速度是“快”还是“慢”了。
事实上，新股发行，停或不停都是問题。管理层表面上纠结于此，却无法回避背后的制度性问题——券商、股东、PE、保荐直投等等他们的利益，都在“发行”即资本市场的“入场口”汇合，那么，发行价格如何不被扭曲？付出极大成本的上市公司又如何能在后期心甘情愿被退市呢？
发行制度的初始扭曲，导致了后面发生的一系列问题。
很显然，唯有转换发行层面各方在“权”和“利”上的极度不平衡才有可能回到市场公平交易的起点。
而做到这一点，难度极大。
在中国能够“上市”，也就是拿到资本市场“入场券”，并不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更应视作一种“综合实力”的体现，换句话说，是企业身后利益相关方实力的体现。上市指标长期以来作为一种“红利”在不同主体之间互相让渡。最早是按部委、省份等进行分配。上世纪90 年代后期，国企改革时发行股票更被视为国企融资脱困的一个手段。
尽管近年来公司发行上市制度通过系列改革进行了调整，但审批制度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无非是，以前由证监会的发行部批准，后来由发审委审核，发审制度还是没有跳出审批制的窠臼。
“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有审批就有寻租，而且审批既可能卡掉好企业，也可能放过坏企业。
那么，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各方建议来看，核心就是两个字“放权”。无论称为披露制还是注册制、殊途同归都意在放弃行政审批，把裁决权交还给市场。
华生认为，披露制就是有一个门槛，如果公司够格，对披露材料真实性全面性负责，那么没有特殊理由，就不能拒绝上市申请。只有这样才能将证券市场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从投资者角度而言，这也是提高证券市场的投资回报价值的必由之路。
必须指出的是，行政放权的同步是法治到位，没有配套法规制度设计，简单放权也必将是制造新一轮危机的起点。
在笔者看来，如果说2006 ～ 2007年的大牛市，其主要动力来自股改红利。未来的中国股市，让理性预期重新发挥作用的价值再发现，必须也只能有赖于制度层面的改革红利。
2012 年末股市的反弹行情并不能彻底去除人们心中的阴霾。
在大多数人看来，技术层面的上涨因素并不可靠，中国股市下一步的发展同样需要“改革红利”支持。
如果说2012 年初提出这一说法尚有理论和实践之准备不足，而跨入2013年的中国股市，已无太多时间空间可以“从长计议”——“二次股改”势在必行。
事实上， “二次股改”说法抛出非止一年。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就有人提出必须紧接着进行制度性改革，但在狂热市场氛围中，人们对制度性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足，难以达成共识。
2008 年股市暴跌时即有人提出“二次股改”来挽回信心，得到市场诸多积极回应。然而，从管理层的暧昧态度来看，他们更喜欢“平稳转轨”。于是，在无休止的修修补补中，事关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重要“顶层设计”一再被拖延。
2011 年底，证监会新任主席郭树清以发行制度为切口，掀起了若干次资本市场改革大讨论。一时间，市场人士纷纷从技术、制度等层面提出诸如解决“三高现象”、“一股独大问题”、“分红与再融资问题”等多项建议。总体而言，尽管各方提出的改革具体措施有所不同，但是在改革的时机和方向上分歧并不大。
经过近一年多的沉淀，资本市场改革共识正在重新凝聚。
从市场层面而言，确实没有理由继续延宕改革。市场情势逼人：2012 年毫无疑问令包括券商、股民、上市公司在内的参与者失望，它也同样让监管者焦虑，让股评家迷思。全年一个右角下沉的大“M”走势让人们不寒而栗。
2012 的A 股表现熊冠全球。从2月27 日的2478 年内高点开始，沪指绵绵阴跌到12 月4 日1949.46 点，10 个多月跌幅高达20%。
据同花顺iFind 数据显示，12 月底，上证A 股和沪深300 市盈率分别为10倍和9 倍左右，而2008 年上证指数跌至1664 点时，这两者的市盈率为13.61倍和14 倍。
换句话说，4 年过去，表面上A 股估值变得更便宜，但依然无法引来资金。
股市低迷，源于信心缺失，源于投资者的恐惧心理。在投资者信心本就严重不足的情况下，A 股市场又曝出多起造假案件，在违法违规行为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的同时，一个越积越大的“堰塞湖”给市场信心带来致命打击。
那么，信心从哪里来？未来支持市场健康发展的动力又来自哪里？
很显然，从经济基本面和股市对应关系来说，以往的市场逻辑通通失效了。
2012 年中国股市最大特点是市场对一些本该引发积极回馈的消息无动于衷。特别是年末，官方发布的一连串表明经济已经触底反弹的数据时也是如此。反观国际市场，即便是正陷于欧债危机中的欧洲诸多市场指数和美国主要市场指数，也比上证综指要活跃很多，回报率高很多。
既然基本面无法支持市场信心，那么唯一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制度性因素。在许多市场人士看来，这包括以发行退市制度为核心，延伸出的供求关系失衡、投融资关系失衡等问题。
正因如此，市场人士普遍寄望于“二次股改”。
在“二次股改”主要呼吁者华生看来，股权分置改革是第一次股改，它解决了中国股市与国际成熟市场在形式上的接轨。二次股改则是更核心的制度变革，即发行审批制度的根本改革，其实质是实现从审核制向统一规范的披露制转变。它要解决的是中国股市与国际规范市场精神实质的接轨。
换句话说，“一进一出”的发行和退市制度是这个市场大多数问题的根源所在。
郭树清曾在2012 年初提出“发行不审行不行？”的“惊天一问”。这一明显的“投石问路”引发了持续热议，但其后市场主体的表现也表明解决问题阻力之大——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发行改革议而未动，而创业板退市制度则在利益相关方博弈下几经反复，令人扼腕叹息。人们不能不注意到，由于涉及巨大的利益链条，作为制度主要受益者的几个市场关键环节明显不愿发声，甚至有意无意在阻扰改革进程。
以创业板为例，用市场人士的话来说，发行部要权，保荐人承销商要利。
发审委一年一换，但问题层出不穷。一旦上市公司东窗事发，风险却鲜有人承担。保荐人不必为高薪惴惴不安，而手握“生杀大权”的发审委也极少有人因渎职而被问责到底。
另一方面，目前尚有800 多家公司在排队等待上市，而“市场入口”却在纠结于放行速度是“快”还是“慢”了。
事实上，新股发行，停或不停都是問题。管理层表面上纠结于此，却无法回避背后的制度性问题——券商、股东、PE、保荐直投等等他们的利益，都在“发行”即资本市场的“入场口”汇合，那么，发行价格如何不被扭曲？付出极大成本的上市公司又如何能在后期心甘情愿被退市呢？
发行制度的初始扭曲，导致了后面发生的一系列问题。
很显然，唯有转换发行层面各方在“权”和“利”上的极度不平衡才有可能回到市场公平交易的起点。
而做到这一点，难度极大。
在中国能够“上市”，也就是拿到资本市场“入场券”，并不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更应视作一种“综合实力”的体现，换句话说，是企业身后利益相关方实力的体现。上市指标长期以来作为一种“红利”在不同主体之间互相让渡。最早是按部委、省份等进行分配。上世纪90 年代后期，国企改革时发行股票更被视为国企融资脱困的一个手段。
尽管近年来公司发行上市制度通过系列改革进行了调整，但审批制度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无非是，以前由证监会的发行部批准，后来由发审委审核，发审制度还是没有跳出审批制的窠臼。
“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有审批就有寻租，而且审批既可能卡掉好企业，也可能放过坏企业。
那么，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各方建议来看，核心就是两个字“放权”。无论称为披露制还是注册制、殊途同归都意在放弃行政审批，把裁决权交还给市场。
华生认为，披露制就是有一个门槛，如果公司够格，对披露材料真实性全面性负责，那么没有特殊理由，就不能拒绝上市申请。只有这样才能将证券市场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从投资者角度而言，这也是提高证券市场的投资回报价值的必由之路。
必须指出的是，行政放权的同步是法治到位，没有配套法规制度设计，简单放权也必将是制造新一轮危机的起点。
在笔者看来，如果说2006 ～ 2007年的大牛市，其主要动力来自股改红利。未来的中国股市，让理性预期重新发挥作用的价值再发现，必须也只能有赖于制度层面的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