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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永明诗体在中国是个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价值，它前承魏晋、后启唐宋，对近体诗特别是律诗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唐诗的繁荣，正是永明体诗歌奠定的声律基础。本文从声律、意境等方面分析了永明体的文化成就。
关键词：永明体;声律;沈约
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朝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
1、永明体之前的诗歌
在“永明体”以前，诗坛上流行的是“古体诗”，亦称“古诗”、“古风”，每篇句数不拘，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不求对仗，平仄和用韵也比较自由。唐代以后，形成了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体诗”，亦称“今体诗”。这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这“近体诗”的雏形，就是“新体诗”，即“永明体”诗。“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古体诗已暂告一段落，预示着“近体诗”的即将出现。
中国古代诗歌一直追求声律之美，但它有一个由自然声律到人为总结、规定并施之于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过程。魏晋至南朝，随着诗歌创作的逐步繁荣，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是当时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尤其是“永明体”的产生，更将中国古典诗歌在完善艺术形式美的进程中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唐代律诗的形成莫定了基础。
2、声律论的提出与发展
新体诗产生的关键是声律论的提出，时记：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縠;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
可见，循因四声，并将其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而成为一种人为规定的声韵，这就是永明体产生的过程。四声是根据汉字发声的高低、长短而定的。音乐中按宫商角徵羽的组合变化，可以演奏出各种优美动听的乐曲;而诗歌则可以根据字词声调的组合变化，使声调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以达到铿锵、和谐，富有音乐美的艺术效果。
在齐梁声律论产生之前，诗赋创作并非不讲声的，但那时讲的是自然的声韵，而且又多与音乐有关。从诗歌自身的发展来看，随着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不断繁荣，五言古诗已逐步脱离乐府而独立发展成为不人乐的徒歌，即钟嵘所说“不备管弦”（《诗品序》）的五言诗，那么摆脱对于乐律的依附而创造符合诗之声律的要求，已经成为必然之势。与此同时，随着佛教的传人和佛经翻译的逐渐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音韵学的发生与发展。汉末发明的反切注音之法即与此有关，这对后来音韵学的发展是关键的一步。此外，三国时孙炎的《尔雅音义）、魏李登的《声类》、晋代吕静的《韵集》，这些韵书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当时人们对于声韵学的认识。
晋代陆机和刘宋朝范晔就已经提出了文学语言要音声变化和谐的要求，但他们所讲的都还属于自然的声的;直到齐梁声律论提出，才人为地总结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的声律的调。而声律论的提出，又以四声的发现为前提。如（南史》所载：“（周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周颙传》;“（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妙其旨，自谓入神之作”（《沈约传》）;“时有王斌者，……著《四声论》）行于时"（《陆厥传》）;“齐水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途往时”（《庾肩吾传》）。四声得以在这个时期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传统音韵学的自然发展、诗赋创作中声调音韵运用的经验积累等，均对四声的发明有促进的作用。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与当时佛经翻译中考文审音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指出过：“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与此同时，沈约等人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即“病犯”，也就是后人所记述的“八病”。
3、沈约对永明体诗歌的历史作用
在永明體产生的过程中，沈约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合理地调配运用诗歌的音节，使之具有和谐流畅的音韵美，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如果要求过分苛细，则势必会带来一定的弊病。从现存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出沈约等人对声律的要求是相当精细紫琐并十分严格的。就连沈约本人也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辩此。”（《南史·陆厥传》载沈约答陆厥书）就其创作实践而言，李延寿说：“约论四声，妙有诠瓣，而诸赋亦往往与声韵乖。”（同上）连沈约自己也难以达到要求，可见其难度之大了。永明体对声律的苛细要求，无疑会给诗歌创作带来一些弊病，前人已多有指出。然而前人的评价，一般只是充分注意了永明体给诗坛带来的消极因素的一面。而文学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四声的发现和永明体的产生，使诗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它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永明体的诗人，即不乏优秀之作;更何况后来格律诗的成熟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四声的发明和永明体的出现，唐代的诗歌恐怕也就不会那样辉煌。
在永明体的诗人之中，沈约在当时颇有名望，诗歌成就也较为突出。钟嵘《诗品》以“长于清怨”概括沈约诗歌的风格。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他的山水诗和离别哀伤诗之中。
在南朝作家中，如范云、江淹、何逊、吴均、阴铿等人，都深受“永明体”的影响。
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经过许多诗人的不断探索，在诗的格律声韵、对仗排偶、遣词用句以及构思意境等方面，都较古体诗更为工巧华美、严整精练。他们的优秀之作，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新的气息，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也为后来律诗的成熟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钟嵘，《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关键词：永明体;声律;沈约
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朝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
1、永明体之前的诗歌
在“永明体”以前，诗坛上流行的是“古体诗”，亦称“古诗”、“古风”，每篇句数不拘，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不求对仗，平仄和用韵也比较自由。唐代以后，形成了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体诗”，亦称“今体诗”。这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这“近体诗”的雏形，就是“新体诗”，即“永明体”诗。“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古体诗已暂告一段落，预示着“近体诗”的即将出现。
中国古代诗歌一直追求声律之美，但它有一个由自然声律到人为总结、规定并施之于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过程。魏晋至南朝，随着诗歌创作的逐步繁荣，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是当时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尤其是“永明体”的产生，更将中国古典诗歌在完善艺术形式美的进程中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唐代律诗的形成莫定了基础。
2、声律论的提出与发展
新体诗产生的关键是声律论的提出，时记：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縠;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
可见，循因四声，并将其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而成为一种人为规定的声韵，这就是永明体产生的过程。四声是根据汉字发声的高低、长短而定的。音乐中按宫商角徵羽的组合变化，可以演奏出各种优美动听的乐曲;而诗歌则可以根据字词声调的组合变化，使声调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以达到铿锵、和谐，富有音乐美的艺术效果。
在齐梁声律论产生之前，诗赋创作并非不讲声的，但那时讲的是自然的声韵，而且又多与音乐有关。从诗歌自身的发展来看，随着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不断繁荣，五言古诗已逐步脱离乐府而独立发展成为不人乐的徒歌，即钟嵘所说“不备管弦”（《诗品序》）的五言诗，那么摆脱对于乐律的依附而创造符合诗之声律的要求，已经成为必然之势。与此同时，随着佛教的传人和佛经翻译的逐渐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音韵学的发生与发展。汉末发明的反切注音之法即与此有关，这对后来音韵学的发展是关键的一步。此外，三国时孙炎的《尔雅音义）、魏李登的《声类》、晋代吕静的《韵集》，这些韵书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当时人们对于声韵学的认识。
晋代陆机和刘宋朝范晔就已经提出了文学语言要音声变化和谐的要求，但他们所讲的都还属于自然的声的;直到齐梁声律论提出，才人为地总结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的声律的调。而声律论的提出，又以四声的发现为前提。如（南史》所载：“（周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周颙传》;“（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妙其旨，自谓入神之作”（《沈约传》）;“时有王斌者，……著《四声论》）行于时"（《陆厥传》）;“齐水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途往时”（《庾肩吾传》）。四声得以在这个时期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传统音韵学的自然发展、诗赋创作中声调音韵运用的经验积累等，均对四声的发明有促进的作用。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与当时佛经翻译中考文审音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指出过：“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与此同时，沈约等人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即“病犯”，也就是后人所记述的“八病”。
3、沈约对永明体诗歌的历史作用
在永明體产生的过程中，沈约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合理地调配运用诗歌的音节，使之具有和谐流畅的音韵美，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如果要求过分苛细，则势必会带来一定的弊病。从现存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出沈约等人对声律的要求是相当精细紫琐并十分严格的。就连沈约本人也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辩此。”（《南史·陆厥传》载沈约答陆厥书）就其创作实践而言，李延寿说：“约论四声，妙有诠瓣，而诸赋亦往往与声韵乖。”（同上）连沈约自己也难以达到要求，可见其难度之大了。永明体对声律的苛细要求，无疑会给诗歌创作带来一些弊病，前人已多有指出。然而前人的评价，一般只是充分注意了永明体给诗坛带来的消极因素的一面。而文学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四声的发现和永明体的产生，使诗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它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永明体的诗人，即不乏优秀之作;更何况后来格律诗的成熟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四声的发明和永明体的出现，唐代的诗歌恐怕也就不会那样辉煌。
在永明体的诗人之中，沈约在当时颇有名望，诗歌成就也较为突出。钟嵘《诗品》以“长于清怨”概括沈约诗歌的风格。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他的山水诗和离别哀伤诗之中。
在南朝作家中，如范云、江淹、何逊、吴均、阴铿等人，都深受“永明体”的影响。
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经过许多诗人的不断探索，在诗的格律声韵、对仗排偶、遣词用句以及构思意境等方面，都较古体诗更为工巧华美、严整精练。他们的优秀之作，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新的气息，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也为后来律诗的成熟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钟嵘，《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