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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花费一路攀升，性价比却一直下降
教育投资贬值，跟教育机构没有适应人才市场化有关系
上个世纪末，“教育改变命运”还是一句流行的口号，如今已不那么贴切
在这个农忙的季节里，谁都闲不下。有的人忙奥运，有的人忙高考，有的人，比如曹先生，忙着拼命挣钱为孩子攒“教育费”。
曹先生是1984级金融专业的大学生，货真价实的“天之娇子”。当年大学书本和住宿都不收费，每月享受着学校20多元的伙食补助，村里镇里也都补贴了些。毕业时国家分配了工作，那时他的月收入是76元。
工作以后，他凭借出色的工作成绩陆续争取到公费读研、读博、读博士后的机会，不仅没交过学费，求学期间还一直享受着国家补助。博士后出站时，他要找的已经不是工作，而是事业了，“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我就是一个例证”。
他的两个孩子，眼下正值高考前夕。他们从上幼儿园起就交了一路学费，到现在仅教育一项每个孩子就花费了曹先生将近50万元。
前两年来北京读书，为了能上到好的高中，择校费就每人十万不止。他们每个周末是在名目繁多的竞赛班里度过，爸爸则是在加班中度过，因为每个月单是应付这笔开支，曹先生就要准备上千元。
现在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终结，孩子大学的花销更愁人，万一以后再留个学啥的，提起来就头疼。一想到重任在肩，曹先生不得不立马“生活积极起来”。
投入以后没有看到产出，他揶揄这是自己这个搞经济的人最不入帐的一笔投资。
事实上，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四成居民认为“与所受到的教育质量相比，当前的教育花费是不值得的”，认为教育花费物有所值者比例仅有16%，并且学历水平越高的群体中，持“不值得”观念者比例更高。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这个调查结果来自于2007年度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针对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城市；福建福州长乐、辽宁锦州北宁、四川成都彭州等7个小城镇及周边8个农村地区的共3355名16～60岁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其中城市居民1560人、小城镇居民924人、农村居民871人。
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
在调查机构设计的“与所接受的教育质量相比，当前的教育花费是否值得？”问题中，“教育消费”不包括参加工作后的培训教育花消，“值得不值得”也只是被调查者的主观感受，并没有具体衡量指标。
“对受教育者来说，他分析的教育投入，主要包括教育投入的绝对值（具体学费数额）以及相对值（学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介绍说，“从绝对值上看，我国的学费肯定没有美国、日本高，但从相对值上看，我国的学费是全世界最高的。”
2006年，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就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教育年花费达到家庭年收入的三分之一（32.6%），而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该比例也分别为25.9%和23.3%。
今年3月正式获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中，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高达1561.76亿元，比去年增加45.1%，位居各项民生投入增幅之首。
尽管如此，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亮出的教育标杆——实现财政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至今仍未实现。“国家投入低，自然导致受教育者分担的教育成本高。”熊丙奇说。
时代变道亦变。上个世纪末，“教育改变命运”还是一句流行的口号，如今似乎已不那么贴切。在一个“学习型社会”里，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提高了，受教育已经不是提高个人档次的要求，而是维持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手段，容不得你做选择题。
记者的一位朋友郭宇宽经过“实战”体验，得出一个私人结论说，当下最可靠最具收益潜力的投资，当论对自我教育的投资。“教育花费贵不是问题，在美国读个大学也要好几万，贷款上学也是很让人向往的”。
这位教育投资的积极拥护者，对自己所受的学历教育评价并不高，称其为强行消化的“打包式教育套餐”，真正让他感觉物超所值的，却是工作以后自主选择的市场化教育资源，“知道自己的胃口是什么，吃什么最‘营养’”。
考研就像新知青下乡
余智星家在福建农村，妈妈靠采菜叶和养猪挣些日常开支，爸爸则靠做零工养家，算上田里竹笋和山上毛竹的收入，每个月能有1000多元的家庭收入。
一起读书的发小儿大多念到初中就出去打工了，余智星一心想读书，补习了一年考入北京一所提前招生的高等院校。
这所大学的学费相对低些（一年学费4200元），选个住宿条件差些的宿舍楼，一年费用900元，再省吃俭用点，每个月的生活费控制在500元以内，即便这般算来，上大学的费用也要用尽余智星家里的全部收入，大学第一学期的费用全靠亲戚各家东凑西借。
“家里人还是很支持我上学的，基本上是在做一笔赌博——把全家的收入和借来的债赌我读大学后能有一个好工作，一个有前途的未来。”
终于快要苦撑到毕业了，他反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考大学时只觉得招生名额少，要找工作了才发觉大学毕业生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冒出来。余智星上学的动力日渐消弭，现在连英语4级都没过。
“当我背着一个借来的沉重包裹爬上一个阶梯后，却发现包裹空了，可阶梯上面不是天堂也不是伊甸园，而是一片荒芜的沙漠。人人都说大学学历是块敲门砖，可这块砖的价值都高过这门了，我想要是拿大学这4年的几万元钱去谋求一个好点的职位，说不定会更有盼头。”
再看看那些以前学习科科挂红灯的小学同学，现在日子过得倒挺滋润。特别刺激他的是一个跑去浙江开超市的同学，现在资产少说也有40万了。余智星回到村里一般也只在家呆着，出门见着熟人就觉得尴尬。
就在余智星辨析不清“读和不读大学有什么区别”的年头，电影理论专业的姜同学做起了“第三种人”——女博士，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每年还要自费两万多，她感叹自己算是“知识失业”。
不是找不到对口专业投简历，就是自降标准都面试无门，这比本科毕业时还更让人挫败和沮丧。“老师说考研就像新知青下乡，把今天的矛盾转移到明天解决，我这‘新知青’可算当了个彻底。”
女博士毕竟也是一种身份，只要还没毕业，起码就不是失业，“投入多了也就等同于期望值高了，但是现在用人单位愿意为你的教育买单吗？要不做个博士后？也许真的就会决定去外地了，要不转到别的行当去吧。”那时候，她也要30岁了。
熊丙奇认为，对于教育产出（教育回报）的分析，一般应有两个层次，一是接受教育之后获得更好的工作，由此提高生活质量；二是个人素质层次，即接受教育之后完善人格。
“现在更多看重第一层次，而在就业情况越来越难，尤其是高学历就业前景十分不乐观的情况下，受教育者觉得接受教育没有回报，也是十分正常的。”
教育是个消费市场
无论是求知还是求职，精神追求和物质待遇只要能满足一方就能说明问题，很少有人会认为教育花费不值得。可如若教育花费一路攀升，性价比却一直下降，就难免让人觉得“购物”不愉快。
不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看过零点集团调查结果的报道后，比较怀疑这个结果的可信度。
“现在教育的供求关系完全不像调查结果这样，如果相当多人认为教育投资不划算，教育热就不会持续这么多年。我估计教育热还会持续若干年，长远看，当你接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后，改变命运才有了基础。”
他认为“如果大家觉得教育投资贬值，跟教育机构没有适应人才市场化有关系，要按照市场的需求而非个人偏好调整教育方向，一味培养高学历，会发生问题的”。
“1977年我上大学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还不到1%，1997年扩招前不到10%，那算是精英教育，一旦突破15%后，高等教育质量就会出现问题，这也是在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都会面临的实际矛盾。”劳凯声指出，数字的增加必然带来功能上的某种变化，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通过什么途径，如何调整自己的功能和模式，还没有探索成熟。
据他介绍，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21%，美国为70%左右，韩国、新加坡则在40%～50%左右，相形之下，我国人才的培养力度还远不能满足经济迅猛发展的需求。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葛剑雄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当下一个怪现象——教育本身并不优质优价：重点大学学费国家控制严格，而一些二类院校或不规范办学的机构反倒收费高。“这些都该由国家加以整顿改革，使之逐步规范化”。
人民大学王岩玲前两天和妈妈商量着要考个雅思，原本只是说说，因为将来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要是不能出国的话，3000块钱就白花了。妈妈当时就在电话那边急了：“考啊，怎么不考？你不准备好了，永远也不可能出去。”
“教育本来是个跳板，考上好的大学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将来过得好一点，可要说大学真的能学到什么，那也未必，尤其是文科。但是这个投入肯定是要花费的，因为在成长的阶段，除了‘学习’这个跳板，我们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啊，整个社会形势也是，对学历的依赖性太大了。”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杨东平评价说，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基础教育无法完善个人素质，教育本身价值就是扭曲的，而高等教育领域质量滑坡，很多学生走向社会前没有真正学到东西。
“教育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已变为购买教育服务，但我国教学价值体制单一化，在教育消费市场上自主选择性太少，国外的教育市场，办学是自由开放的，而我们的国家文凭不管含金量多少，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上。”
教育投资贬值，跟教育机构没有适应人才市场化有关系
上个世纪末，“教育改变命运”还是一句流行的口号，如今已不那么贴切
在这个农忙的季节里，谁都闲不下。有的人忙奥运，有的人忙高考，有的人，比如曹先生，忙着拼命挣钱为孩子攒“教育费”。
曹先生是1984级金融专业的大学生，货真价实的“天之娇子”。当年大学书本和住宿都不收费，每月享受着学校20多元的伙食补助，村里镇里也都补贴了些。毕业时国家分配了工作，那时他的月收入是76元。
工作以后，他凭借出色的工作成绩陆续争取到公费读研、读博、读博士后的机会，不仅没交过学费，求学期间还一直享受着国家补助。博士后出站时，他要找的已经不是工作，而是事业了，“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我就是一个例证”。
他的两个孩子，眼下正值高考前夕。他们从上幼儿园起就交了一路学费，到现在仅教育一项每个孩子就花费了曹先生将近50万元。
前两年来北京读书，为了能上到好的高中，择校费就每人十万不止。他们每个周末是在名目繁多的竞赛班里度过，爸爸则是在加班中度过，因为每个月单是应付这笔开支，曹先生就要准备上千元。
现在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终结，孩子大学的花销更愁人，万一以后再留个学啥的，提起来就头疼。一想到重任在肩，曹先生不得不立马“生活积极起来”。
投入以后没有看到产出，他揶揄这是自己这个搞经济的人最不入帐的一笔投资。
事实上，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四成居民认为“与所受到的教育质量相比，当前的教育花费是不值得的”，认为教育花费物有所值者比例仅有16%，并且学历水平越高的群体中，持“不值得”观念者比例更高。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这个调查结果来自于2007年度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针对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城市；福建福州长乐、辽宁锦州北宁、四川成都彭州等7个小城镇及周边8个农村地区的共3355名16～60岁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其中城市居民1560人、小城镇居民924人、农村居民871人。
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
在调查机构设计的“与所接受的教育质量相比，当前的教育花费是否值得？”问题中，“教育消费”不包括参加工作后的培训教育花消，“值得不值得”也只是被调查者的主观感受，并没有具体衡量指标。
“对受教育者来说，他分析的教育投入，主要包括教育投入的绝对值（具体学费数额）以及相对值（学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介绍说，“从绝对值上看，我国的学费肯定没有美国、日本高，但从相对值上看，我国的学费是全世界最高的。”
2006年，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就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教育年花费达到家庭年收入的三分之一（32.6%），而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该比例也分别为25.9%和23.3%。
今年3月正式获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中，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高达1561.76亿元，比去年增加45.1%，位居各项民生投入增幅之首。
尽管如此，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亮出的教育标杆——实现财政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至今仍未实现。“国家投入低，自然导致受教育者分担的教育成本高。”熊丙奇说。
时代变道亦变。上个世纪末，“教育改变命运”还是一句流行的口号，如今似乎已不那么贴切。在一个“学习型社会”里，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提高了，受教育已经不是提高个人档次的要求，而是维持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手段，容不得你做选择题。
记者的一位朋友郭宇宽经过“实战”体验，得出一个私人结论说，当下最可靠最具收益潜力的投资，当论对自我教育的投资。“教育花费贵不是问题，在美国读个大学也要好几万，贷款上学也是很让人向往的”。
这位教育投资的积极拥护者，对自己所受的学历教育评价并不高，称其为强行消化的“打包式教育套餐”，真正让他感觉物超所值的，却是工作以后自主选择的市场化教育资源，“知道自己的胃口是什么，吃什么最‘营养’”。
考研就像新知青下乡
余智星家在福建农村，妈妈靠采菜叶和养猪挣些日常开支，爸爸则靠做零工养家，算上田里竹笋和山上毛竹的收入，每个月能有1000多元的家庭收入。
一起读书的发小儿大多念到初中就出去打工了，余智星一心想读书，补习了一年考入北京一所提前招生的高等院校。
这所大学的学费相对低些（一年学费4200元），选个住宿条件差些的宿舍楼，一年费用900元，再省吃俭用点，每个月的生活费控制在500元以内，即便这般算来，上大学的费用也要用尽余智星家里的全部收入，大学第一学期的费用全靠亲戚各家东凑西借。
“家里人还是很支持我上学的，基本上是在做一笔赌博——把全家的收入和借来的债赌我读大学后能有一个好工作，一个有前途的未来。”
终于快要苦撑到毕业了，他反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考大学时只觉得招生名额少，要找工作了才发觉大学毕业生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冒出来。余智星上学的动力日渐消弭，现在连英语4级都没过。
“当我背着一个借来的沉重包裹爬上一个阶梯后，却发现包裹空了，可阶梯上面不是天堂也不是伊甸园，而是一片荒芜的沙漠。人人都说大学学历是块敲门砖，可这块砖的价值都高过这门了，我想要是拿大学这4年的几万元钱去谋求一个好点的职位，说不定会更有盼头。”
再看看那些以前学习科科挂红灯的小学同学，现在日子过得倒挺滋润。特别刺激他的是一个跑去浙江开超市的同学，现在资产少说也有40万了。余智星回到村里一般也只在家呆着，出门见着熟人就觉得尴尬。
就在余智星辨析不清“读和不读大学有什么区别”的年头，电影理论专业的姜同学做起了“第三种人”——女博士，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每年还要自费两万多，她感叹自己算是“知识失业”。
不是找不到对口专业投简历，就是自降标准都面试无门，这比本科毕业时还更让人挫败和沮丧。“老师说考研就像新知青下乡，把今天的矛盾转移到明天解决，我这‘新知青’可算当了个彻底。”
女博士毕竟也是一种身份，只要还没毕业，起码就不是失业，“投入多了也就等同于期望值高了，但是现在用人单位愿意为你的教育买单吗？要不做个博士后？也许真的就会决定去外地了，要不转到别的行当去吧。”那时候，她也要30岁了。
熊丙奇认为，对于教育产出（教育回报）的分析，一般应有两个层次，一是接受教育之后获得更好的工作，由此提高生活质量；二是个人素质层次，即接受教育之后完善人格。
“现在更多看重第一层次，而在就业情况越来越难，尤其是高学历就业前景十分不乐观的情况下，受教育者觉得接受教育没有回报，也是十分正常的。”
教育是个消费市场
无论是求知还是求职，精神追求和物质待遇只要能满足一方就能说明问题，很少有人会认为教育花费不值得。可如若教育花费一路攀升，性价比却一直下降，就难免让人觉得“购物”不愉快。
不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看过零点集团调查结果的报道后，比较怀疑这个结果的可信度。
“现在教育的供求关系完全不像调查结果这样，如果相当多人认为教育投资不划算，教育热就不会持续这么多年。我估计教育热还会持续若干年，长远看，当你接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后，改变命运才有了基础。”
他认为“如果大家觉得教育投资贬值，跟教育机构没有适应人才市场化有关系，要按照市场的需求而非个人偏好调整教育方向，一味培养高学历，会发生问题的”。
“1977年我上大学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还不到1%，1997年扩招前不到10%，那算是精英教育，一旦突破15%后，高等教育质量就会出现问题，这也是在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都会面临的实际矛盾。”劳凯声指出，数字的增加必然带来功能上的某种变化，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通过什么途径，如何调整自己的功能和模式，还没有探索成熟。
据他介绍，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21%，美国为70%左右，韩国、新加坡则在40%～50%左右，相形之下，我国人才的培养力度还远不能满足经济迅猛发展的需求。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葛剑雄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当下一个怪现象——教育本身并不优质优价：重点大学学费国家控制严格，而一些二类院校或不规范办学的机构反倒收费高。“这些都该由国家加以整顿改革，使之逐步规范化”。
人民大学王岩玲前两天和妈妈商量着要考个雅思，原本只是说说，因为将来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要是不能出国的话，3000块钱就白花了。妈妈当时就在电话那边急了：“考啊，怎么不考？你不准备好了，永远也不可能出去。”
“教育本来是个跳板，考上好的大学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将来过得好一点，可要说大学真的能学到什么，那也未必，尤其是文科。但是这个投入肯定是要花费的，因为在成长的阶段，除了‘学习’这个跳板，我们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啊，整个社会形势也是，对学历的依赖性太大了。”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杨东平评价说，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基础教育无法完善个人素质，教育本身价值就是扭曲的，而高等教育领域质量滑坡，很多学生走向社会前没有真正学到东西。
“教育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已变为购买教育服务，但我国教学价值体制单一化，在教育消费市场上自主选择性太少，国外的教育市场，办学是自由开放的，而我们的国家文凭不管含金量多少，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