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缘何发力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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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灭其国,必先毁其历史。如果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能做出准确、全面的解读,而做出歪曲的、否定性的描绘,那中共今后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受到很大的削弱甚至动摇
  
  6月21日,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发表讲话。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杨凤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中共中央来高度评价中共党史工作在党的事业上,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这是以前没有的。而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未来党史工作的指导思想作了系统、全面的说明”。
  实际上,在会议之前一个月,中央专门下发了10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对党史工作做出指导。
  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谢春涛认为,明年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会有大规模的常规宣传活动,现在的工作无疑是一个推动。但是,也不能把此次会议“简单理解为给建党90周年做准备”。“现在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和思想教育工作,党史工作是个很重要的方面》”他说。
  
  以实事求是反对歪曲丑化党史
  
  在此次会议上,习近平特别提出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这些讲话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杨风城说,“针对的就是社会上,包括海外存在的不同程度上对中共历史的简单否定、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倾向和历史虚无主义。”
  “国内外的新形势下,意识形态的论争很大程度上都涉及到如何看待共产党的历史,加强对党史的研究有助于弄清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杨凤城说。
  对于“歪曲和丑化”党史的行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现在大陆和海外的媒体、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课堂教学上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大家知道的海淀区的一位中学教师。“研究问题无禁区,但宣传有纪律、课堂教学有纪律,即有教学的要求,你只能按照规定的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来讲,不能胡说八道……你有不同看法可以保留,但不能在课堂上大骂,这会造成思想混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对于这些行为的特点,杨凤城如此分析:“在党史研究和相关领域存在着这种情况,比如说抓住某些人物在某些时期的失误大做文章,不去研究这些失误和曲折背后复杂的历史因素,而是简单地就事论事,甚至有意无意地夸大负面的东西。”
  杨凤城观察到,近年来“歪曲和丑化”党史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以日记或揭秘、亲历者身份的形式,“搞出来一些捕风捉影式的描述,它们缺乏充分的资料,也缺乏充分的论证。”
  “有一句话说,欲灭其国,必先毁其历史。如果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能做出准确、全面的解读,而做出歪曲的、否定性的描绘,那中共今后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受到很大的削弱甚至动摇。”杨凤城说。
  
  全国党史工作者1.7万余人
  
  对于此次党史工作会议,多位接受采访的党史研究者都表示,这对党史工作者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石仲泉说,今后党史研究的条件将会有所改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党史研究机构已经初具规模,发展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完备的系统。地方上的有的叫党史研究室,有的叫史志办。全国党史系统的机构共有2836个,工作人员达到1.7万余人。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怎样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的问题。198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党史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两个工作机构。在地方,党史研究机构大多也在此间成立。1988年7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并成为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
  石仲泉说,过去党史研究有三苦:条件艰苦、工作辛苦、生活清苦。中央党史研究室曾经就借住在中央党校院内。近些年来,中央加大了党史研究的投入,研究机构的条件也得到改善。如今,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经有了独立的办公楼,位于中关村的黄金地段。
  “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经费还是有保证的,每年大概几千万,而过去只有几百万,最近机关大楼也要重修了,说明这方面投入大了。”石仲泉说。
  相比中央,地方的党史研究机构则参差不齐。由于党史研究机构是分灶吃饭,部门的经费都由地方解决,因此各地之间差异巨大。
  作为党史研究的“富矿区”,甘肃省因为经济落后,在党史研究的经费上一直比较拮据。据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处处长李荣珍向本刊介绍,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现在每年的业务经费大约在100万左右。2009年她去福建开会发现,福建的党史研究经费是甘肃的6倍。
  李荣珍表示,如果没有大的项目,只是出书、资料收集等工作,现在的经费基本够用。
  编纂共产党志书是地方党史研究部门的主要工作。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花了5年半时间,在2008年底完成了《甘肃省志一共产党志》第一部的首编工作,内容涵盖从1925年甘肃共产党成立到1983年的主要历史事件。另外,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上世纪90年代曾要求编写共产党地方历史作为各地党史的基本著作(即党史正本),甘肃省在去年底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并在今年一月首发。
  除了编纂地方志之外,地方党史部门还需要通过其他渠道加强党史的宣传教育工作。由于共产党在甘肃省有着丰富历史,甘肃省党史研究部门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李荣珍介绍,全省有16个党史方面的纪念场馆,这些场馆的布展内容都要经过党史部门的审查。
  李荣珍说,这些工作由于是由地方宣传部门立项,党史研究部门都是幕后工作,并无收益。因此,现在党史研究部门还只能依靠财政拨款。
  事实上,甘肃省委党史办的经费来源比较稳定只是近五六年的事。李荣珍记得,在90年代,党史研究室收集了资料,连出书的钱都没有。“过去党史研究室的经费没有列入财政预算,所以在搞业务时要去跑经费。这些年进入预算盘子了,所以有了预算保障。”
  
  党史办来了卫生兵
  
  除了资金之外,党史工作目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人的问题。
  “前些年我们工作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分管领导不明确。”李荣珍说。近几年,甘肃省确定一名省委副书记分管党史工作,这给了党史工作很大的支持力度。“现在,我们的工作要点都是省委办公厅以文件形式转发。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经费有了保障。”
  分管领导确定了,党史研究部门的领导依旧是个问题。石仲泉直言:“过去有的党史部门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例如在一些地方,党史部门的负责人就是把差不多到了退休年纪、需要副职转正职的人调来,呆到退休就完了,大家都不太重视。”
  相比领导的流动,党史研究人员的构成也不理想。党史办现在的人才十分多样化,既有公招、选调,还有转业军人等。
  但多渠道并不能保证研究人员的素质过硬。李荣珍说,党史研究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因此不少新来者并不适合这里的工作。“由于人员分配上面有硬任务,所以有些从来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的人也调了过来。有的以前是卫生兵,自己都觉得不合适。”
  在甘肃全省,省、市、县三级党史研究部门共有专职人员400多人。即便是享有较多资源的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李荣珍也觉得人员有点青黄不接,能够直接挑大梁的不多。一些审查工作年轻人做不了,还得依靠老同志。“省市县级党史研究部门都存在这个问题。党史部门比较清贫辛苦,所以年轻人难招。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从个人角度来看,党史研究部门的发展比较缓慢,去其他部门提拔更快。”
  李荣珍介绍,甘肃省自1994年开始,将原属于事业单位的党史部门明确参照公务员管理,这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党史部门的人才问题。“参公之后,铁饭碗的吸引力很大,好多人为了求稳定,包括转业军人,都愿意来这里。现在全国党史部门都在走这个路子。”
  根据今年6月份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党史研究系统的人员编制将扩大,预计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党史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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