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报馆的言论可以赶掉一个外交部长”
中国自1937年“七七”事变，迄1945年8月中日本宣告投降，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获得胜利。一个多月后，国民政府即于10月1日宣布废除战时新闻检查。近代以来，凡国与国交战期间，对新闻必有所控制，这是无疑的。但国民政府的战时新闻法令法规订立得较晚，于1944年6月20日公布施行。
这里举一例可略窥战时新闻检查之一斑。1941年12月23日，资深外交家郭泰祺突然被免去外长职务（此年4月2日才任命）。驻美大使胡适在24日日记中记下：“下午我得雪艇（编者注：王世杰，字雪艇）一电云：‘复初去职，系因《大公报》指摘其私行不检，并无其他背景，弟甚惋惜……’”接着大发感慨：“一个报馆的言论可以赶掉一个外交部长，伟大哉《大公报》！中国真是一个民治国家！”
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王世杰也在1941年12月22的日记中写道：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今日在报端著一文……题中主旨在抨击孔庸之与郭复初，惟未明著二人姓名耳。午后九中全会开会时，有人询予何故未将该文检扣。予即席声明该文一部分，原经检查机关删扣，该报故意违检，仍将被删之部分刊出，但予决不主张因是而停该报（检查局有罚其停刊数日之拟议）云云。复初细行，颇有不检，但大事则不苟且。《大公报》之指摘，大体上虽属事实，究不免见小而遗大。在外交形势如斯严重之时，倘非外交当局在大政方针上有何错误，初不宜轻率攻讦，毁其信誉，俾国家亦蒙不利。（《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3月初版）
王芸生违检刊出的被删部分，是这样的内容：“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雀笼老妈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国家昇平时代，为壮观瞻，原不妨为一部之长置备漂亮的宿舍，现当国家如此艰难之时，他的衙门还是箕踞办公，而个人如此排场享受，于心怎安……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新闻管理当局不准我们发表，更是违悖中央励精图治之旨……现当国家艰难之会，正政府奋发之时。本报同人为国载笔，在过去数年中，所以未敢坦率指摘内政，深恐暴露弱点，沮国人之气，损政府威望；现在国际大势已定，国家此后之存亡兴废，端视我们自己在内政上努力如何为定；中央既有修明政治的决心与英断，全国人心，闻风而振，本报岂惜这一张烂纸，而不为国家效驰驱，而不为政府作后盾？”
笔者将这些孤零的史料钩沉汇拢，庶几可使今日关心知识分子言论的朋友，藉此窥得一点历史的消息，所谓战时新闻检查，亦不过如此。
抨击最烈者要数《观察》和储安平
战时新闻检查废除以后，常态的言论自由是没有禁区的。自晚清民初以降，“报纸是民众的喉舌”已成社会通识。虽然《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但它从未宣称过它是国民党一家的喉舌。将“民众的喉舌”变成一党专有的“喉舌”，是对报纸性质的偷换。且国民党在省党部以下不设机关报，在一个数以千计的民间独立报刊遍于寰中的时代，社会舆论是不可能有禁区的，因此国民党也不可能规定几项基本原则以控制全国舆论。
日本投降后的国共3年内战中，新闻界抨击国民党政府最为激烈的报刊和政论家，要数《观察》周刊和储安平。1946年9月1日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他的第一篇政论文字就是《失败的统治》，指摘国民党20年的统治完全失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开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则尤见江河日下。”（《观察》第一卷第三期，1946年9月14日）
1947年3月8日，他又发表一篇长文《中国的政局》，分析政治形势，并率直地指出：
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然而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可是在这样一个极为明显的大势之下，现政权当让不让，可和不和，应改不改，要做不做，还是迷信武力，图以武力解决一切。不幸得很，现在已经开始感觉武力解决不了一切！武力肃清不了病入膏肓的贪污风气，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决的经济危机，武力收拾不回麻痹死去的人心，甚至武力也决定不了前线的战局……二十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义，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不料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像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同时，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观察》第二卷第三期）
这些锋利的文字，直刺当局的心肺，但这是言论、新闻自由的惯例，国民党只得任其抒发。学生刊物更是肆无忌惮，什么内容都敢登，而教授则什么话都敢说，不知“顾忌”为何物。如张奚若对《清华周刊》编者的答问：
问：对于政府的改组，先生作何看法？
答：今天的政府改组是骗骗各党派和美国人，为的是让人家说不是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改组政府与制定宪法都是耍耍花样，不能起一点刷新政治或解决国共争执的作用。
问：中国要如何才有希望？
答：在这个政府垮台后，政治是否上轨道，虽然不容易说；但在这个政府垮台以前，政治决无好转希望，却是无法避免的结论。（《清华周刊》复刊第一号，1947年3月）
1947年2月初，上海黄金一日五涨，（南）京沪汉渝金潮泛滥，市场动乱，粮价暴涨。中央银行停止黄金配售。立法院多次开会讨论金潮，大多主张黄金国有。上海《文汇报》却于2月27日刊出马寅初的讲演稿，标题是《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政府在本月16日公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的第一条就规定“禁止黄金买卖及外币在国境内流通”，马寅初叫“不要卖出来”，当然是提醒民众不要卖给中央银行。马是191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以经济学家的高深修养，通俗地举出7条理由劝告老百姓不要卖出黄金美钞：“如果现在交出黄金美钞，就换军火进口；军火进口不要紧，还要杀人。如果爱国，不要拿出来，他给你的法币，不是他拿出来的，是机器轧、轧、轧，印出来的。你拿黄金美钞换法币，傻瓜！为了自己为了国家，都不要拿出来。如另有好政府上了台，而这个政府又真正能为大多数的老百姓造福，那时再拿出来亦不算晚。”这简直是跟政府的政策唱对台戏！而《文汇报》居然也敢这样登。这就是一个常态社会（虽处于乱世）言论自由的正常现象。
还有一个因素：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吴国桢，早年出身于清华，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他是一位具有民主政治头脑和现代行政知识的官员，能干又温和，不主张仅因言论处罚一家报馆，亦不惯于以权力高压方式处理棘手难题。储安平的《论上海民乱》、《一场烂污》等极其尖刻且不无偏颇的时评文字能够顺利刊出而不被关门停刊，《观察》周刊能在短期内跃居全国抨击执政党和政府最为激烈严厉的诸多报刊之首，恐怕跟上海当时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不无关系。
议论政事乃近世报刊之良好传统
百余年来，我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报刊，多是在国事阽危、政府无能、主国者颟顸或厄于实力，士大夫、知识分子不得不挺身立言的历史关头创办的。议论政事乃是近世报刊的一大自然传统。民国创立11年后，国家还是一番乱象，丁文江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胡适被他说服，他们于民国十一年（1922）共同办起了《努力周报》。胡适在《周报》第一期公开交代了办报导因：
在君（编者注：丁文江，字在君）为什么要鼓动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丁文江的意见是对的。腐败的政治必然要将一切良好的制度和传统摧残殆尽，比如司法、教育独立、教授治校、社会自救、新闻自由、道德传承等。可以说，人类生活的万恶之源，全在于政治的腐败；凡是不受人民控制的权力，必生出腐败。
《努力周报》既是为了议论政治、批评政治而创设，所以它就成了北京政府统治下的一个专门的政治评论刊物。它密切监视全国的政情，发表独立的评判，第2期就刊出了丁文江、胡适等16人共同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认的“好政府”，同心协力地向恶势力作战。
胡适把政论家分成3种：服从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虽在政党之中，而精神超出政党之上，足迹总在政党之前”。其实这种政论家只有民主型的政党中才有。胡适说：“至于那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他们是‘超然’的，独立的。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论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
后来胡适将这种议政作风带到了《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和《自由中国》，其精神也影响了储安平的《观察》。《新月》说“实际政治我们由那种有能力的人去干，我们的工作是批评的工作”。《观察》更为干脆地宣称：“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
监督政党的超然的独立的政论家，在自由思想分子里独多，在极权党里则绝无生存的空间。胡适终其一生都在监督、批评国民党，做国民党的“诤友”、政府的“诤臣”。在晚年，他一再对国民党有所批评、规劝：劝蒋介石不要三连任，不要修改宪法，做一个守法守宪的总统；不要去修改出版法，抗议“雷震案”由军法审判；建议国民党自行分化为两个党，结束一党执政，走政党政治的道路。这些批评和建议，蒋介石都没有采纳。（但他对胡适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容忍和尊重。）
胡适对左翼政党也曾有所建言。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初，他从纽约拍电报托王世杰转交毛泽东，文云：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归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为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电达，用供思考。
胡适，八月二十四日
当时毛泽东正应蒋中正之邀到重庆共商国是。知识分子和全中国人都期望和谈成功，不起内战。但中共不屑于走英国工党道路，没有采纳胡适的建议。
当1929年5月，胡适在《新月》发起对国民党的“人权与约法”批评时，所事的是“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自由”及“党部与政府机关因侵犯人权及违犯法律，人民有揭露、控告和要求按法律制裁的权利”。其实当时北伐初成，很多问题是军阀割据时期的遗留。其后20年，社会舆论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的自由问题已基本解决。傅斯年1947年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之后，行政院长宋子文就下了台。
抗战8年，又加上几年内战造成的经济凋敝，人民已经在贫困线上熬了10年以上。知识分子大多情绪烦躁，气也大，跟着叫嚷“要言论自由”、“反饥饿”。大量复杂的反政府自由与批评执政党和政府的自由日益纠结在一起，这一难题加大了国民党政府解决矛盾的难度，从而加速了它在大陆的失败。这段历史如今已过去一个甲子，今天也该把它厘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