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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创新具有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的显著特点。当前，欧美生物医药创新面临融资困境，技术市场化之路艰难曲折。国际著名杂志《自然-生物技术》曾对生物医药科研成果商业化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就此刊登多篇文章。其社论指出，生物技术投资界要突破常规思维，在现有资金资源和人才资源之外，汇聚更多创新资源，以激发生物医药创新活力。部分文章则介绍了“大资金”模式、公民集资模式、在线社交网络服务等促进创新的新方法。
生物医药创新的投资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大量风险投资已经逃离了生命科学领域。生物技术早期阶段的风险投资交易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股票市场几乎对生物技术关上了大门。制药公司与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交易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有条件的后付款方式，而不是预付款方式。技术市场化之路更加艰难曲折。西方国家政府财政削减正导致实验室关闭，许多纯理论研究被淘汰。为鼓励生物医药创新，在现有资金资源和人才资源之外寻找新的资源迫在眉睫。
资助学术界开展生命科学创新可以有一些新的思路。企业风险投资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大学开展风险投资亦有潜力。
一种普遍的投资理念是寻找风险分散机制，例如，采用典型的有限责任控股公司模式。目前某些传统的风险投资集团（如阿特拉斯风险投资公司）、非营利组织（如FastForward）、甚至国家政府机构（如以色列生命科学基金）都采用了这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控股公司同时开展几项研发投资，每项投资都有对应的业务部门。这种模式不仅允许多头出击，从而降低风险，还有可能给股东带来比传统公司更早、更频繁的回报。
知识产权投资公司美国BioPontis联盟和英国IP集团所采取的模式，与分散风险并投资前沿科学发现的方式有一定联系。它们聘用经验丰富的顾问，在学术界的知识产权库中认真寻找可以利用合同研发组织进行技术开发的投资机会，实现资本的高效利用。
所有上述方式均以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资金为目标，而著名经济学家安德鲁·罗和他的同事则提出了一项扩大融资的新方案，即“大资金”模式。这种模式建立了一种能吸引不同风险容忍度的投资者进行投资的资本结构，其资产组合巨大，能够产生数量稳定可靠的成功项目，尽管其产品失败率较高。其资金规模之大确实空前，大约为50-300亿美元，其中部分资金用于购买股票，其余资金用于科研成果质押担保贷款。这一模式令人鼓舞，因为其风险和回报水平很可能对养老金、保险机构和其他大型机构投资人有吸引力，而目前的现状是大型机构投资人大多已经避开了生物技术投资。当然，“大资金”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行业精英团队能否有效地管理如此庞大的融资机制。
互联网也为扩大生物医药创新的融资规模提供了机遇。像慈善组织在互联网上募集善款一样，公民集资模式可以在“汪洋大海”中网罗大量的“小鱼”。这种模式已经在为法国的创新型企业服务，享受免税政策的“创新投资共同基金”已经从几十万人那里募集了超过60亿欧元的资金，每人投资不超过2万欧元。现在英国生物产业协会希望在英国也开展此类计划。
“大资金”模式和公民集资模式如果得以实现，将会使生命科学研究民主化，并会汇聚更多创新资源。另一方面，如何扩大人才库也值得思考。
当前，研发日趋国际化，科研世界日趋平坦化。许多杰出的研究人员身处新兴经济体，或正在返回新兴经济体，因为这些国家的研发资金和资源越来越充裕，但问题是它们缺少像美国那样的能够把投资者、管理人才和科研人才聚集到一起的商业生态系统。因而，从短期来看，可以与新兴经济体的研究人员开展合作，实现其科学发现的成果转化。从长远来看，还需要采用其他的商业化措施。
一种方法是通过传统的处于竞争前阶段的产学研联盟，使产业界和投资者能够与远方的科研人员进行互动。例如，结构基因组联盟正通过开放式研究环境，与新兴经济体的科研人员寻求合作。另一种方法是Knode网站这样的在线社交网络服务。该网站于2012年10月启动，旨在激发产学研合作，科研人员概况是其重要内容，包括科研人员的专长、专利、基金资助和出版物等公开信息。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者和企业可能会首先利用该服务整合本地科研人员自己的知识。展望未来，此类工具还将促进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科研人员的合作。
毫无疑问，目前需要恢复生物医药产业化生态系统的活力。然而，风险资本和产业界现在大多是简单地调整现有资源，更有效地投资非突破性创新。由于初创企业不再指望在股票市场上寻找资金，生物技术资产的唯一退出方式就是卖给数量日益减少的大公司。此外，跨国公司还越来越多地绕开生物技术公司，直接与公共机构的科研人员合作，但规模偏小，支持的科学研究项目也很有限。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现在大型制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越来越少，它们垄断了生物医药创新的融资环境，决定创新议程的开始与终止，在哪些创新能获得发展资源方面拥有决定权，并控制着价值链的分配。出于这些原因，打破思维定式，扩大可用人才和获得更多突破性创新的机制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生物医药创新的投资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大量风险投资已经逃离了生命科学领域。生物技术早期阶段的风险投资交易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股票市场几乎对生物技术关上了大门。制药公司与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交易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有条件的后付款方式，而不是预付款方式。技术市场化之路更加艰难曲折。西方国家政府财政削减正导致实验室关闭，许多纯理论研究被淘汰。为鼓励生物医药创新，在现有资金资源和人才资源之外寻找新的资源迫在眉睫。
资助学术界开展生命科学创新可以有一些新的思路。企业风险投资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大学开展风险投资亦有潜力。
一种普遍的投资理念是寻找风险分散机制，例如，采用典型的有限责任控股公司模式。目前某些传统的风险投资集团（如阿特拉斯风险投资公司）、非营利组织（如FastForward）、甚至国家政府机构（如以色列生命科学基金）都采用了这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控股公司同时开展几项研发投资，每项投资都有对应的业务部门。这种模式不仅允许多头出击，从而降低风险，还有可能给股东带来比传统公司更早、更频繁的回报。
知识产权投资公司美国BioPontis联盟和英国IP集团所采取的模式，与分散风险并投资前沿科学发现的方式有一定联系。它们聘用经验丰富的顾问，在学术界的知识产权库中认真寻找可以利用合同研发组织进行技术开发的投资机会，实现资本的高效利用。
所有上述方式均以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资金为目标，而著名经济学家安德鲁·罗和他的同事则提出了一项扩大融资的新方案，即“大资金”模式。这种模式建立了一种能吸引不同风险容忍度的投资者进行投资的资本结构，其资产组合巨大，能够产生数量稳定可靠的成功项目，尽管其产品失败率较高。其资金规模之大确实空前，大约为50-300亿美元，其中部分资金用于购买股票，其余资金用于科研成果质押担保贷款。这一模式令人鼓舞，因为其风险和回报水平很可能对养老金、保险机构和其他大型机构投资人有吸引力，而目前的现状是大型机构投资人大多已经避开了生物技术投资。当然，“大资金”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行业精英团队能否有效地管理如此庞大的融资机制。
互联网也为扩大生物医药创新的融资规模提供了机遇。像慈善组织在互联网上募集善款一样，公民集资模式可以在“汪洋大海”中网罗大量的“小鱼”。这种模式已经在为法国的创新型企业服务，享受免税政策的“创新投资共同基金”已经从几十万人那里募集了超过60亿欧元的资金，每人投资不超过2万欧元。现在英国生物产业协会希望在英国也开展此类计划。
“大资金”模式和公民集资模式如果得以实现，将会使生命科学研究民主化，并会汇聚更多创新资源。另一方面，如何扩大人才库也值得思考。
当前，研发日趋国际化，科研世界日趋平坦化。许多杰出的研究人员身处新兴经济体，或正在返回新兴经济体，因为这些国家的研发资金和资源越来越充裕，但问题是它们缺少像美国那样的能够把投资者、管理人才和科研人才聚集到一起的商业生态系统。因而，从短期来看，可以与新兴经济体的研究人员开展合作，实现其科学发现的成果转化。从长远来看，还需要采用其他的商业化措施。
一种方法是通过传统的处于竞争前阶段的产学研联盟，使产业界和投资者能够与远方的科研人员进行互动。例如，结构基因组联盟正通过开放式研究环境，与新兴经济体的科研人员寻求合作。另一种方法是Knode网站这样的在线社交网络服务。该网站于2012年10月启动，旨在激发产学研合作，科研人员概况是其重要内容，包括科研人员的专长、专利、基金资助和出版物等公开信息。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者和企业可能会首先利用该服务整合本地科研人员自己的知识。展望未来，此类工具还将促进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科研人员的合作。
毫无疑问，目前需要恢复生物医药产业化生态系统的活力。然而，风险资本和产业界现在大多是简单地调整现有资源，更有效地投资非突破性创新。由于初创企业不再指望在股票市场上寻找资金，生物技术资产的唯一退出方式就是卖给数量日益减少的大公司。此外，跨国公司还越来越多地绕开生物技术公司，直接与公共机构的科研人员合作，但规模偏小，支持的科学研究项目也很有限。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现在大型制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越来越少，它们垄断了生物医药创新的融资环境，决定创新议程的开始与终止，在哪些创新能获得发展资源方面拥有决定权，并控制着价值链的分配。出于这些原因，打破思维定式，扩大可用人才和获得更多突破性创新的机制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