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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格局的飞速变化，不断改变着它原有的风貌，它曾经拥有的历史性标记也会被拆迁、撕碎、掩埋，变得残缺不全，甚至被人们渐渐遗忘。
在上海徐家汇西面不远处，就有这么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在上海的版图上已被一笔勾销，依附于它的曾经见证历史、经历风雨、记载精彩故事的建筑也已经不见踪影。当玉树临风般的高楼，与氤氲清香的绿茵在它的上面构造魔都的魅力，当人们穿着时尚的服饰、懷着美好憧憬从它身上跨过的时候，谁会想到，在近百年的历史里，这里曾是中国电影红色基因的萌发地，是左翼电影的策源地，是进步文化人的集聚地，是红色经典的诞生地，也是共产党领导中国电影人为民主自由、为祖国解放、为民族复兴而不懈斗争的坚强阵地。
这个地方叫“殷家角”，一个带有上海乡土味的名字，一个民居老屋勾连的平民集聚处。20世纪70年代末，这里有邮局、储蓄所、托儿所、点心铺、杂货店、小卖部、小菜场，一早，附近天钥大队的菜农就在这里摆摊吆喝卖新鲜蔬菜了。1978年，我们迁居至漕溪北路高楼后，殷家角是我们每天必去的地方。沿着一家家民居简屋、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犹如在郊区某一个集镇。更有意思的是循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走进去，你会发现小路的左边和右边居然是过去的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天马电影制片厂。如今二厂早已合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但小路依然穿厂而过，只是原先两家厂的围墙上开了两扇门，遥相对峙，上影员工可以自由通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这么一个略显拥挤、嘈杂、简陋的不起眼的地方，早在1920年代，就与电影这洋玩意儿结下了不解之缘，听那些老前辈说，这里先后落户数十几家影业公司，好些员工就住在这普通的民房里。在《三毛流浪记》里饰演三毛的王龙基和发小、导演徐伟杰就是在这里长大的。那时，王龙基的爸爸、著名作曲家王云阶和曾任上影副厂长的著名导演徐韬就落户在这里。
殷家角就因为电影出名了。不过，中国电影的草创时期，注重的是模仿猎奇，充斥的是武侠鬼怪，追求的是商业价值，大多影片简单粗糙，脱节于人民大众，游离于社会生活。在风云际会的革命浪潮中，作为大众传媒，电影没有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确立了自己的信仰、目标和策略。一方面主张暴力革命，建立和发展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注重文化艺术，用舆论引导人，用作品鼓舞人，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争夺宣传阵地。为此成立了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全力推进进步文化的发展壮大。电影，同样引起我们党的高度关注，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坚定了党对电影所蕴藏的传播宣传、鼓动教化功能的认识。继两个左翼联盟成立后，党又不失时机地成立了由共产党员中的文化名人阳翰笙、夏衍、田汉、于伶等组成的电影领导小组，全面指导引领电影的健康发展。电影小组旋即组织由王尘无、石凌鹤、鲁思等人担纲的电影评论小组，以批评为武器，从评论着手，剖析作品、揭示弊端、拨正方向、从长计议、高瞻远瞩、把舵引导，从思想认识上促进了中国电影向左的转换。当时，电影评论小组的文章几乎占据了上海包括《申报》在内的所有报纸的副刊和一些文娱杂志，显示集中打组合拳的力量，形成了强有力的舆论攻势。
1980年代初，我曾经多次拜访于伶先生。这位当年北平大学的高才生、作家、小说家、戏剧家，尽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饱尝屡受极“左”路线的摧残，身陷秦城监狱长达九年;但是谈起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经历，他初心依旧，激情澎湃，依然充满革命的豪气和坚定的信念，脸上始终洋溢着骄傲。回忆那些在敌人的鼻子底下，遵循党的指示，周旋于敌伪之间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峥嵘岁月，仿佛就在昨天。
于伶1932年入党了，早在学生时期就参加作家联盟和戏剧家联盟，并担任了重要职务。党的电影小组成立时，他从北京剧盟调至上海，开启了他在上海电影界从事地下斗争的光辉历程。他告诉我，党的电影小组的重要任务就是在中国电影方兴未艾之时，团结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和鼓舞的进步知识分子、艺术家，围绕党的纲领和根本任务，促使电影明方向、走正道，逐步成为列宁同志所说的“电影是最大众化的宣传武器”，为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发出时代强音。党的电影小组不仅组织王尘、石凌鹤、鲁思等青年评论家对那些粉饰社会、鼓吹愚昧、脱离现实、麻痹大众的影片展开批评，电影小组的成员也都以笔名发表影评文章，让各界人士每天都能听到左翼发出的声音。于伶就曾用“尤兢”这个笔名，几乎每天都在《申报·本埠增刊》上发文，笔锋犀利，文风辛辣。除此之外，夏衍、于伶、田汉、阳翰笙这些著名剧作家，还纷纷“触电”，率先垂范，充分挖掘他们积累的生活素材，展示娴熟的创作技巧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编写了一系列贯穿左翼进步思想的剧本，夏衍的《狂流》《春蚕》，以及田汉的《风云儿女》《母性之光》《丽人行》等电影剧本，“润物细无声”，在创作导向上起到表率引领作用。
在争夺思想宣传阵地的同时，党的电影小组还举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走近和聚拢正在徘徊的进步文化人，晓之以理，助之以力，引导、鼓励他们向左转。也许是地下活动铸就的特殊功能，于伶先生对数十年前经历的事记忆犹新，在什么地方开什么会，哪些人参加，主要内容是什么，连每个人的座次、服饰都能准确无误地“场景再现”。难怪，1980年代，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给《上影画报》写回忆文章，都叮嘱必须请于伶先生过目，以防疏漏和瑕疵。
很快，电影领导小组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显著的效应，团结了一批富有理想、怀揣抱负、满腔激情、一身才艺的进步文化人，在这片土地上播下了红色基因，开创了具有思想内涵的现实主义的影片创作，左翼电影由此拉开序幕。联华、电通、文华、昆仑等多家知名影业公司应运而生，《渔光曲》《大路》《神女》等几十部红色经典名作相继问世，中国民族电影在艰难曲折中杀出一条血路，为新民主主义的全面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4年起，联华影业相继推出多部左翼电影，其中《渔光曲》《大路》《神女》最为成功，成为跨越时代、走出国界的不朽经典。《渔光曲》的导演蔡楚生就是一位与党的电影小组走得比较近的追求进步和民主的年轻人，这位出身广东南海的穷苦人家的孩子，种过地，当过店员，对下层人的生活有切身感受，尤其熟悉沿海渔村渔民的凄惨悲苦的生活。在电影小组的影响和鼓励下，蔡楚生怀着真情实感将镜头对准了渔民，以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直接表达了对社会不公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的不满。在对底层受压迫受剥削的百姓的同情和关切的同时，又旗帜鲜明地指出带有阶级意味的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这部影片所具有的现实感和时代性，让观众耳目一新、心灵震撼，在社会上产生联动效应，连映84天，为左翼电影亮出了一面旗帜。 拍摄《大路》的孙瑜，和蔡楚生不同，他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家庭，从南开中学到清华，再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一位喝过洋墨水的科班导演，但是他的思想倾向和家国情怀和蔡楚生是相近相同的。在黑暗中彷徨的孙瑜虽然只参加了一两次阳翰笙、田汉所组织的座谈会，但党对电影的批评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直接影响，那些电影副刊上不断出现的电影评论开启了他的思索，他开始意识到在国难临头的關键时刻自己认定的“以艺术救国”的主张应该与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结合起来。他萌发了创作激情，以六位性格各异的筑路工人为模特儿，写筑路的艰辛，写他们的豪迈豁达、乐观向上，呼唤团结抗日的民族气节和勇敢前进的斗争精神，点击了反帝的主题，彰显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部默片所配唱的《大路歌》，以高昂的旋律、简洁的歌词，风靡全国，广为传唱，不仅在当时为抵抗日本侵略吹响了号角，即便今天唱起它，我们心底依然会涌动着一股力量。我曾经拜访过孙瑜导演，他儒雅而淡定，诗人气质依旧，但生活的跌宕起伏似乎已经让他忘记曾经有过的辉煌，对那些已经逝去的往事他记忆犹新，但没有一丝一分的炫耀和张扬。一位德高望重的耆宿、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他的神韵和风采代表了一代电影前辈。
吴永刚是我十分敬重的长者、大师，他耄耋之年经常光顾我们的办公室，一点酒气，一只烟斗，缭绕的烟雾中，他披着一缕阳光沉浸思绪中，偶尔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给我们讲述远去的故事。这位左翼电影的先驱者参与者，早在1934年就拍出了惊世骇俗的传世之作《神女》，这是他从美工转行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他把沦为社会最底层的性工作者列为影片主角，淋漓尽致地描写她们受欺凌被摧残的人生，揭示社会的不公和无良，也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忏悔之意。这等勇气来自何处？他说，在我反复酝酿这个题材后，心里还是没有底。一是美工改行当导演，怕能力不够，二是这个题材的银幕体现有很大的难度，怕驾驭不了。是田汉先生的不断鼓励和指导，打消了他的顾虑，坚定了他的意愿，不仅成功地转身，而且将《神女》拍成了饮誉海内外的经典。可见党的电影小组的作用何等重要。
1935年，电通公司推出的《风云儿女》则把左翼电影推向有声片时代的巅峰，这是党的电影小组亲身示范的重磅之作。萌发创作冲动的是田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开始蹂躏中国的大地，田汉义愤填膺，激情迸发，他要用自己的笔呼唤国人为了不做亡国奴而奋起抗日，于是他很快写出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提纲和影片插曲《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然而，恰在此时，他突遭国民党政府逮捕，身陷囹圄。他的亲密战友夏衍义无反顾地完成了剧本的创作，实现了他的意愿。而同为共产党员的作曲家聂耳倾注一腔真情为《义勇军进行曲》谱了曲子。于是，在风云儿女吹响的号角声中，中华民族的时代最强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了。这是左翼电影贡献的一笔重大精神财富。
在抗日的洪流中，生活在孤岛的费穆，这位曾经拍摄过《小城之春》的电影大师，十分巧妙地用村民面对频频发生的狼患，从麻木不仁到团结一致铲除灾患的故事，发出了全国人民要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呼声。左翼的旗帜上写着团结两个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左翼的重要任务。曾任上影宣发科科长的柳和清先生，曾和我谈起他父亲柳中亮先生与田汉的友谊。柳中亮是国泰影业公司的老板，田汉和他接触后觉得他思想开明进步，为人诚恳踏实，彼此气息相投，越走越近成了朋友，他们一起上茶楼去戏院下馆子，谈形势聊创作，最后田汉、于伶等都成了他的特约编剧。
左翼电影的创作，抗战胜利后推向了高潮，当联华、电通、文化、昆仑等著名电影公司，结束漂泊，重新迁徙回到殷家角这块热土时，国内形势越来越明朗，我们党的实力和威望，国民党的腐朽和没落，泾渭分明，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党的地下文委领导，那几位我们熟悉的左翼电影的领导者开拓者，以人格魅力和亲和力将那些积郁了强烈创作欲望的进步电影人团结在身边，充分调动电影大众化形象化的宣传功能，用活生生的现实故事和银幕形象，深刻揭露国民党统治的残酷黑暗，展示大众灾难深重的凄惨生活，鼓舞、号召人民勇敢反抗斗争，争取自由解放，《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三毛流浪记》等一大批现实主义的力作纷纷问世，银幕抹上了红色，影坛擂起了鼓点，敲响了国民党下台的丧钟。这些影片，大多是昆仑公司的巨献。昆仑公司锋芒展露，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有想到回归殷家角的昆仑公司已经被我们党牢牢掌控了，编委会主任就是老共产党人阳翰笙，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表面上它是一家民营公司，实际上它的制片方针、摄制项目、主创团队已经由潜伏的共产党员在筹划在组织，它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党领导下的电影机构。这段光辉历史为昆仑赢得了声誉，也为昆仑人带来了荣耀，1949年10月1日前在昆仑公司工作的员工，在日后告别岗位时统统享受离休待遇。
一唱雄鸡天下白，百万雄师过大江。在上海即将迎来曙光的时刻，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于伶先生，一身戎装出现在“丹阳集训”的队伍中，亲身聆听陈毅同志的指示，接受了党赋予的全面接管上海电影业的光荣任务，和夏衍一起成为上海军管会负责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1949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宣告成立，首任厂长就是于伶。殷家角，这块电影红色基因的萌发地、左翼电影的策源地，沐浴着党的光辉和新政府的关怀，爆发出旺盛的战斗力和生命力，成为新中国红色经典影片的生产重要基地。
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明确了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为指引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电影更是受到“宠爱”，完善组织架构，强化领导力量，阳翰笙、夏衍、田汉、袁牧之、欧阳予倩等左翼电影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分别担任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分管电影的领导，上影北影的领导都是老资格的左翼战士。文化部还专门设立了所有艺术门类中唯一的中央集中管辖机构——电影局，统一部署领导协调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建立健全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不仅实行电影的指令性创作和指标性生产，并以政府统购统销的策略保证制片厂资金的良性循环，消除制片亏损的后顾之忧，确保红色电影的创作生产顺利有序快速发展。上海则对民营制片厂进行改造和兼并，成立了联合电影制片厂，并很快将其纳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此时的上影人才荟萃，一大批长期扎根上海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陈鲤庭、沈浮、孙瑜、吴永刚、柯灵、桑弧、郑君里、赵丹、金焰等成了创作的中坚力量，一支来自华东军区文工团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数十位毕业于山东大学艺术系的青年学生的加盟，为上影储存了后备力量。 上影开始了新的征程，殷家角这块被红色基因滋润的沃土，显示了勃勃生机，《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鸡毛信》《渡江侦察记》《南岛风云》等红色电影争妍斗奇，为新中国的电影营造了满园春色。很快，党中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上海电影在建国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涌现出被喻为“红烧头尾”的重点献礼片。年头推出《林则徐》，再现了这位民族英雄扼腕禁绝鸦片的壮举，展现了他反抗外国列强的掠夺，揭露朝廷官员贪赃枉法恶行的民族气节和大义凛然。年尾，《聂耳》问世，影片追寻聂耳从一位要求进步的音乐工作者，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谱写出时代最强音——《义勇军进行曲》的历程，浓缩了一代左翼文化人的信仰追求、家国情怀，他们的初心、他们的精神铸就了红色文化的魂。
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受到党和政府的超乎常规的關怀和体贴，工作上生活上都享有很好的待遇，这些更密切了他们和党的感情，他们在坚持面向社会、面向生活、面向观众的创作道路上，拍出一部又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也不忘将镜头对准来路，用胶片记录党的历程，以银幕书写革命历史，将一些重要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和重量级英雄人物，全方位地呈现在银幕上，创作了数十部艺术和真实完美结合的红色经典;其中有描写琼崖贫困妇女“扛枪为人民，翻身求解放” 的《红色娘子军》，有刻画红军战士罗炳辉将军传奇一生的《从奴隶到将军》，有反映延安时期保育园生活的《啊，摇篮》，有生动展示贺龙元帅辉煌一生的《曙光》，有建立第一支革命武装的《南昌起义》，有摄录中国共产党成立伟大创举的《开天辟地》，有攫取小平同志个人革命生涯的一个时段、表现他临危不惧、睿智勇敢的《邓小平1928》，有讲述党中央踏着胜利步伐迁徙北京的《走出西柏坡》，有全景式的《辛亥革命》，有纪实性的《东京审判》，有反映反腐倡廉的《生死抉择》，有颂扬登山运动员生命不止、攀登不息的《攀登者》，等等。
对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上影人也满怀真情和激情，抓住关键的时间节点和破旧创新的重要举动，用镜头拥抱生活、呼唤改革，推动时代的步伐。《走出地平线》，将安徽小岗村农民冒死进行联产责任承包、打响农村改革第一枪的壮举搬上了银幕;《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聚焦新农村的建设;《第一诱惑》展示了宝钢在改革开放洪流中破浪问世的艰难和成功;《情洒浦江》通过黄浦江第一座斜拉桥的诞生，预示浦东改革开放是必由之路;《高考1977》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重要转折用人物和故事表达出来，呼唤着一个尊重知识、崇尚科技的时代的到来;《大江东去》艺术地再现了洋山深水港的建设，显示了上海坚持扩大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气魄。这些影片主题鲜明、创作严谨、表现细腻，风格各异，勾勒了社会的急剧变化，描写了改革的艰难行程，表达了社会的呼声和人民的心声，展示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强有力的艺术感染力弘扬了主旋律，为红色电影增添了光环。
红色电影在殷家角扎根开花，吐艳结果，成了一座好戏纷呈的舞台。新中国成立70多年，时代在变、机构在变、市场在变，上影的领导和创作队伍在变，但是上影人的社会责任没有变，拍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影片的初心没有变，犹如用手捧水的创作态度没有变。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日子里，上影人参与拍摄了以建党为题材的《上海1921》，打造了以新时期党建为主题的《大城大楼》，制作了以《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为主角的《望道》。我们期待这些电影能成为上影人献给党百岁华诞的厚重礼物，我们也希望殷家角这块红色土壤绽放更多芳香四溢的鲜花。
地图上已经没有了殷家角的地名，但是在电影史上，在上海电影人心中，殷家角永远存在。如今，一座高大的工农兵的塑像屹立在这块土地上，它会是一座永不凋零的坐标，指引着上影人，沿着前辈的足迹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上海徐家汇西面不远处，就有这么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在上海的版图上已被一笔勾销，依附于它的曾经见证历史、经历风雨、记载精彩故事的建筑也已经不见踪影。当玉树临风般的高楼，与氤氲清香的绿茵在它的上面构造魔都的魅力，当人们穿着时尚的服饰、懷着美好憧憬从它身上跨过的时候，谁会想到，在近百年的历史里，这里曾是中国电影红色基因的萌发地，是左翼电影的策源地，是进步文化人的集聚地，是红色经典的诞生地，也是共产党领导中国电影人为民主自由、为祖国解放、为民族复兴而不懈斗争的坚强阵地。
这个地方叫“殷家角”，一个带有上海乡土味的名字，一个民居老屋勾连的平民集聚处。20世纪70年代末，这里有邮局、储蓄所、托儿所、点心铺、杂货店、小卖部、小菜场，一早，附近天钥大队的菜农就在这里摆摊吆喝卖新鲜蔬菜了。1978年，我们迁居至漕溪北路高楼后，殷家角是我们每天必去的地方。沿着一家家民居简屋、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犹如在郊区某一个集镇。更有意思的是循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走进去，你会发现小路的左边和右边居然是过去的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天马电影制片厂。如今二厂早已合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但小路依然穿厂而过，只是原先两家厂的围墙上开了两扇门，遥相对峙，上影员工可以自由通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这么一个略显拥挤、嘈杂、简陋的不起眼的地方，早在1920年代，就与电影这洋玩意儿结下了不解之缘，听那些老前辈说，这里先后落户数十几家影业公司，好些员工就住在这普通的民房里。在《三毛流浪记》里饰演三毛的王龙基和发小、导演徐伟杰就是在这里长大的。那时，王龙基的爸爸、著名作曲家王云阶和曾任上影副厂长的著名导演徐韬就落户在这里。
殷家角就因为电影出名了。不过，中国电影的草创时期，注重的是模仿猎奇，充斥的是武侠鬼怪，追求的是商业价值，大多影片简单粗糙，脱节于人民大众，游离于社会生活。在风云际会的革命浪潮中，作为大众传媒，电影没有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确立了自己的信仰、目标和策略。一方面主张暴力革命，建立和发展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注重文化艺术，用舆论引导人，用作品鼓舞人，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争夺宣传阵地。为此成立了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全力推进进步文化的发展壮大。电影，同样引起我们党的高度关注，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坚定了党对电影所蕴藏的传播宣传、鼓动教化功能的认识。继两个左翼联盟成立后，党又不失时机地成立了由共产党员中的文化名人阳翰笙、夏衍、田汉、于伶等组成的电影领导小组，全面指导引领电影的健康发展。电影小组旋即组织由王尘无、石凌鹤、鲁思等人担纲的电影评论小组，以批评为武器，从评论着手，剖析作品、揭示弊端、拨正方向、从长计议、高瞻远瞩、把舵引导，从思想认识上促进了中国电影向左的转换。当时，电影评论小组的文章几乎占据了上海包括《申报》在内的所有报纸的副刊和一些文娱杂志，显示集中打组合拳的力量，形成了强有力的舆论攻势。
1980年代初，我曾经多次拜访于伶先生。这位当年北平大学的高才生、作家、小说家、戏剧家，尽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饱尝屡受极“左”路线的摧残，身陷秦城监狱长达九年;但是谈起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经历，他初心依旧，激情澎湃，依然充满革命的豪气和坚定的信念，脸上始终洋溢着骄傲。回忆那些在敌人的鼻子底下，遵循党的指示，周旋于敌伪之间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峥嵘岁月，仿佛就在昨天。
于伶1932年入党了，早在学生时期就参加作家联盟和戏剧家联盟，并担任了重要职务。党的电影小组成立时，他从北京剧盟调至上海，开启了他在上海电影界从事地下斗争的光辉历程。他告诉我，党的电影小组的重要任务就是在中国电影方兴未艾之时，团结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和鼓舞的进步知识分子、艺术家，围绕党的纲领和根本任务，促使电影明方向、走正道，逐步成为列宁同志所说的“电影是最大众化的宣传武器”，为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发出时代强音。党的电影小组不仅组织王尘、石凌鹤、鲁思等青年评论家对那些粉饰社会、鼓吹愚昧、脱离现实、麻痹大众的影片展开批评，电影小组的成员也都以笔名发表影评文章，让各界人士每天都能听到左翼发出的声音。于伶就曾用“尤兢”这个笔名，几乎每天都在《申报·本埠增刊》上发文，笔锋犀利，文风辛辣。除此之外，夏衍、于伶、田汉、阳翰笙这些著名剧作家，还纷纷“触电”，率先垂范，充分挖掘他们积累的生活素材，展示娴熟的创作技巧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编写了一系列贯穿左翼进步思想的剧本，夏衍的《狂流》《春蚕》，以及田汉的《风云儿女》《母性之光》《丽人行》等电影剧本，“润物细无声”，在创作导向上起到表率引领作用。
在争夺思想宣传阵地的同时，党的电影小组还举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走近和聚拢正在徘徊的进步文化人，晓之以理，助之以力，引导、鼓励他们向左转。也许是地下活动铸就的特殊功能，于伶先生对数十年前经历的事记忆犹新，在什么地方开什么会，哪些人参加，主要内容是什么，连每个人的座次、服饰都能准确无误地“场景再现”。难怪，1980年代，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给《上影画报》写回忆文章，都叮嘱必须请于伶先生过目，以防疏漏和瑕疵。
很快，电影领导小组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显著的效应，团结了一批富有理想、怀揣抱负、满腔激情、一身才艺的进步文化人，在这片土地上播下了红色基因，开创了具有思想内涵的现实主义的影片创作，左翼电影由此拉开序幕。联华、电通、文华、昆仑等多家知名影业公司应运而生，《渔光曲》《大路》《神女》等几十部红色经典名作相继问世，中国民族电影在艰难曲折中杀出一条血路，为新民主主义的全面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4年起，联华影业相继推出多部左翼电影，其中《渔光曲》《大路》《神女》最为成功，成为跨越时代、走出国界的不朽经典。《渔光曲》的导演蔡楚生就是一位与党的电影小组走得比较近的追求进步和民主的年轻人，这位出身广东南海的穷苦人家的孩子，种过地，当过店员，对下层人的生活有切身感受，尤其熟悉沿海渔村渔民的凄惨悲苦的生活。在电影小组的影响和鼓励下，蔡楚生怀着真情实感将镜头对准了渔民，以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直接表达了对社会不公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的不满。在对底层受压迫受剥削的百姓的同情和关切的同时，又旗帜鲜明地指出带有阶级意味的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这部影片所具有的现实感和时代性，让观众耳目一新、心灵震撼，在社会上产生联动效应，连映84天，为左翼电影亮出了一面旗帜。 拍摄《大路》的孙瑜，和蔡楚生不同，他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家庭，从南开中学到清华，再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一位喝过洋墨水的科班导演，但是他的思想倾向和家国情怀和蔡楚生是相近相同的。在黑暗中彷徨的孙瑜虽然只参加了一两次阳翰笙、田汉所组织的座谈会，但党对电影的批评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直接影响，那些电影副刊上不断出现的电影评论开启了他的思索，他开始意识到在国难临头的關键时刻自己认定的“以艺术救国”的主张应该与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结合起来。他萌发了创作激情，以六位性格各异的筑路工人为模特儿，写筑路的艰辛，写他们的豪迈豁达、乐观向上，呼唤团结抗日的民族气节和勇敢前进的斗争精神，点击了反帝的主题，彰显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部默片所配唱的《大路歌》，以高昂的旋律、简洁的歌词，风靡全国，广为传唱，不仅在当时为抵抗日本侵略吹响了号角，即便今天唱起它，我们心底依然会涌动着一股力量。我曾经拜访过孙瑜导演，他儒雅而淡定，诗人气质依旧，但生活的跌宕起伏似乎已经让他忘记曾经有过的辉煌，对那些已经逝去的往事他记忆犹新，但没有一丝一分的炫耀和张扬。一位德高望重的耆宿、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他的神韵和风采代表了一代电影前辈。
吴永刚是我十分敬重的长者、大师，他耄耋之年经常光顾我们的办公室，一点酒气，一只烟斗，缭绕的烟雾中，他披着一缕阳光沉浸思绪中，偶尔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给我们讲述远去的故事。这位左翼电影的先驱者参与者，早在1934年就拍出了惊世骇俗的传世之作《神女》，这是他从美工转行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他把沦为社会最底层的性工作者列为影片主角，淋漓尽致地描写她们受欺凌被摧残的人生，揭示社会的不公和无良，也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忏悔之意。这等勇气来自何处？他说，在我反复酝酿这个题材后，心里还是没有底。一是美工改行当导演，怕能力不够，二是这个题材的银幕体现有很大的难度，怕驾驭不了。是田汉先生的不断鼓励和指导，打消了他的顾虑，坚定了他的意愿，不仅成功地转身，而且将《神女》拍成了饮誉海内外的经典。可见党的电影小组的作用何等重要。
1935年，电通公司推出的《风云儿女》则把左翼电影推向有声片时代的巅峰，这是党的电影小组亲身示范的重磅之作。萌发创作冲动的是田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开始蹂躏中国的大地，田汉义愤填膺，激情迸发，他要用自己的笔呼唤国人为了不做亡国奴而奋起抗日，于是他很快写出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提纲和影片插曲《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然而，恰在此时，他突遭国民党政府逮捕，身陷囹圄。他的亲密战友夏衍义无反顾地完成了剧本的创作，实现了他的意愿。而同为共产党员的作曲家聂耳倾注一腔真情为《义勇军进行曲》谱了曲子。于是，在风云儿女吹响的号角声中，中华民族的时代最强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了。这是左翼电影贡献的一笔重大精神财富。
在抗日的洪流中，生活在孤岛的费穆，这位曾经拍摄过《小城之春》的电影大师，十分巧妙地用村民面对频频发生的狼患，从麻木不仁到团结一致铲除灾患的故事，发出了全国人民要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呼声。左翼的旗帜上写着团结两个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左翼的重要任务。曾任上影宣发科科长的柳和清先生，曾和我谈起他父亲柳中亮先生与田汉的友谊。柳中亮是国泰影业公司的老板，田汉和他接触后觉得他思想开明进步，为人诚恳踏实，彼此气息相投，越走越近成了朋友，他们一起上茶楼去戏院下馆子，谈形势聊创作，最后田汉、于伶等都成了他的特约编剧。
左翼电影的创作，抗战胜利后推向了高潮，当联华、电通、文化、昆仑等著名电影公司，结束漂泊，重新迁徙回到殷家角这块热土时，国内形势越来越明朗，我们党的实力和威望，国民党的腐朽和没落，泾渭分明，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党的地下文委领导，那几位我们熟悉的左翼电影的领导者开拓者，以人格魅力和亲和力将那些积郁了强烈创作欲望的进步电影人团结在身边，充分调动电影大众化形象化的宣传功能，用活生生的现实故事和银幕形象，深刻揭露国民党统治的残酷黑暗，展示大众灾难深重的凄惨生活，鼓舞、号召人民勇敢反抗斗争，争取自由解放，《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三毛流浪记》等一大批现实主义的力作纷纷问世，银幕抹上了红色，影坛擂起了鼓点，敲响了国民党下台的丧钟。这些影片，大多是昆仑公司的巨献。昆仑公司锋芒展露，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有想到回归殷家角的昆仑公司已经被我们党牢牢掌控了，编委会主任就是老共产党人阳翰笙，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表面上它是一家民营公司，实际上它的制片方针、摄制项目、主创团队已经由潜伏的共产党员在筹划在组织，它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党领导下的电影机构。这段光辉历史为昆仑赢得了声誉，也为昆仑人带来了荣耀，1949年10月1日前在昆仑公司工作的员工，在日后告别岗位时统统享受离休待遇。
一唱雄鸡天下白，百万雄师过大江。在上海即将迎来曙光的时刻，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于伶先生，一身戎装出现在“丹阳集训”的队伍中，亲身聆听陈毅同志的指示，接受了党赋予的全面接管上海电影业的光荣任务，和夏衍一起成为上海军管会负责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1949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宣告成立，首任厂长就是于伶。殷家角，这块电影红色基因的萌发地、左翼电影的策源地，沐浴着党的光辉和新政府的关怀，爆发出旺盛的战斗力和生命力，成为新中国红色经典影片的生产重要基地。
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明确了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为指引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电影更是受到“宠爱”，完善组织架构，强化领导力量，阳翰笙、夏衍、田汉、袁牧之、欧阳予倩等左翼电影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分别担任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分管电影的领导，上影北影的领导都是老资格的左翼战士。文化部还专门设立了所有艺术门类中唯一的中央集中管辖机构——电影局，统一部署领导协调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建立健全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不仅实行电影的指令性创作和指标性生产，并以政府统购统销的策略保证制片厂资金的良性循环，消除制片亏损的后顾之忧，确保红色电影的创作生产顺利有序快速发展。上海则对民营制片厂进行改造和兼并，成立了联合电影制片厂，并很快将其纳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此时的上影人才荟萃，一大批长期扎根上海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陈鲤庭、沈浮、孙瑜、吴永刚、柯灵、桑弧、郑君里、赵丹、金焰等成了创作的中坚力量，一支来自华东军区文工团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数十位毕业于山东大学艺术系的青年学生的加盟，为上影储存了后备力量。 上影开始了新的征程，殷家角这块被红色基因滋润的沃土，显示了勃勃生机，《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鸡毛信》《渡江侦察记》《南岛风云》等红色电影争妍斗奇，为新中国的电影营造了满园春色。很快，党中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上海电影在建国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涌现出被喻为“红烧头尾”的重点献礼片。年头推出《林则徐》，再现了这位民族英雄扼腕禁绝鸦片的壮举，展现了他反抗外国列强的掠夺，揭露朝廷官员贪赃枉法恶行的民族气节和大义凛然。年尾，《聂耳》问世，影片追寻聂耳从一位要求进步的音乐工作者，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谱写出时代最强音——《义勇军进行曲》的历程，浓缩了一代左翼文化人的信仰追求、家国情怀，他们的初心、他们的精神铸就了红色文化的魂。
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受到党和政府的超乎常规的關怀和体贴，工作上生活上都享有很好的待遇，这些更密切了他们和党的感情，他们在坚持面向社会、面向生活、面向观众的创作道路上，拍出一部又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也不忘将镜头对准来路，用胶片记录党的历程，以银幕书写革命历史，将一些重要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和重量级英雄人物，全方位地呈现在银幕上，创作了数十部艺术和真实完美结合的红色经典;其中有描写琼崖贫困妇女“扛枪为人民，翻身求解放” 的《红色娘子军》，有刻画红军战士罗炳辉将军传奇一生的《从奴隶到将军》，有反映延安时期保育园生活的《啊，摇篮》，有生动展示贺龙元帅辉煌一生的《曙光》，有建立第一支革命武装的《南昌起义》，有摄录中国共产党成立伟大创举的《开天辟地》，有攫取小平同志个人革命生涯的一个时段、表现他临危不惧、睿智勇敢的《邓小平1928》，有讲述党中央踏着胜利步伐迁徙北京的《走出西柏坡》，有全景式的《辛亥革命》，有纪实性的《东京审判》，有反映反腐倡廉的《生死抉择》，有颂扬登山运动员生命不止、攀登不息的《攀登者》，等等。
对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上影人也满怀真情和激情，抓住关键的时间节点和破旧创新的重要举动，用镜头拥抱生活、呼唤改革，推动时代的步伐。《走出地平线》，将安徽小岗村农民冒死进行联产责任承包、打响农村改革第一枪的壮举搬上了银幕;《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聚焦新农村的建设;《第一诱惑》展示了宝钢在改革开放洪流中破浪问世的艰难和成功;《情洒浦江》通过黄浦江第一座斜拉桥的诞生，预示浦东改革开放是必由之路;《高考1977》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重要转折用人物和故事表达出来，呼唤着一个尊重知识、崇尚科技的时代的到来;《大江东去》艺术地再现了洋山深水港的建设，显示了上海坚持扩大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气魄。这些影片主题鲜明、创作严谨、表现细腻，风格各异，勾勒了社会的急剧变化，描写了改革的艰难行程，表达了社会的呼声和人民的心声，展示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强有力的艺术感染力弘扬了主旋律，为红色电影增添了光环。
红色电影在殷家角扎根开花，吐艳结果，成了一座好戏纷呈的舞台。新中国成立70多年，时代在变、机构在变、市场在变，上影的领导和创作队伍在变，但是上影人的社会责任没有变，拍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影片的初心没有变，犹如用手捧水的创作态度没有变。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日子里，上影人参与拍摄了以建党为题材的《上海1921》，打造了以新时期党建为主题的《大城大楼》，制作了以《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为主角的《望道》。我们期待这些电影能成为上影人献给党百岁华诞的厚重礼物，我们也希望殷家角这块红色土壤绽放更多芳香四溢的鲜花。
地图上已经没有了殷家角的地名，但是在电影史上，在上海电影人心中，殷家角永远存在。如今，一座高大的工农兵的塑像屹立在这块土地上，它会是一座永不凋零的坐标，指引着上影人，沿着前辈的足迹前进！前进！前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