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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市公司职工薪酬水平除了受到公司地区、行业以及所有制性质等因素的影响外，盈利能力和利润分配政策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盈利能力的提升为职工薪酬水平的提高提供重要保障，利润分配政策在权衡公司长期发展、股东回报和职工薪酬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2009—2013年数据的考查，分析公司盈利能力与职工薪酬水平的联系，同时了解利润分配政策对公司盈利能力与职工薪酬水平产生何种影响。
【关键词】 盈利能力； 利润分配； 职工薪酬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5-0034-04
一、引言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中国上市公司整体规模的扩大，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领域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无论从上市公司市值和主要产业领域的影响力方面，还是从职工就业规模方面，都成为衡量中国经济整体运行的重要指标。上市公司通过自身发展和盈利能力的提升，不仅可以给广大股东提供现金和股权的回报，而且可以为上市公司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提升提供必备条件。对于上市公司来说，盈利能力提升可以带来较为丰厚的利润，而利润如何分配必须权衡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股东回报和职工平均薪酬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和中国上市公司整体公司治理水平差强人意等问题导致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关系上存在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突出表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问题上。无论是传统国有企业上市融资脱困还是民营企业上市发展，控制性股东都对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控制性股东往往过度考虑企业长期发展战略，而忽视对中小投资者的回报和公司职工的利益，其结果是造成对投资者不分红或少分红，对公司职工薪酬提升的动力缺乏。近几年来随着证监会不断推进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大股东减持造成的股权集中度下降和职工对薪酬水平提高的压力增强，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方面已经得到有效改善。
因此，本文基于对盈利能力、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三者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公司盈利能力对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影响，以及利润分配政策对公司盈利能力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
二、相关文献和理论假设
（一）盈利能力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
在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影响因素方面，一般宏观研究较为关注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等方面的影响（Knight et al.，1995；Meng et al.，2001；Zhao，2002；Chen et al.，2005）。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职工的人力资本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财富（Becker and Murphy，1992）。作为一系列“契约关系组合”的企业为职工提供较为满意的薪酬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契约形式（Jensen et al.，1976）。当企业家通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使企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时，必须通过适当提升职工薪酬水平使职工强化对企业和企业家本人的认同（Cheung，1983；Bowen et al.，1995）。企业盈利能力与职工薪酬之间是一种不完全的甚至是隐形的契约关系，如果盈利能力的提升没有兑现成实际薪酬的增长，必然会导致职工在工作中的消极态度（Hart，1988）。高水平薪酬成为企业送给职工的重要礼物，作为回报将换取职工的努力工作（Schmidt，1995）。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H1：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越高，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就越高。
（二）盈利能力、利润分配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
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为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水平提高带来可能，但三者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微妙（Jensen et al.，1976）。如果企业领导者与职工之间达成某种隐形协议，就会侵蚀中小股东利益，也就是企业盈利能力提升后带来利润分配前的收益被企业领导者作为礼物转送给企业职工，那么用于利润分配的资金必然缩水，导致利润分配方案不利于投资者（Hellwig，2000）。当然也存在这种情况，企业领导者与投资者之间达成某种契约，为了保证将盈利能力提升获取的好处留给投资者，势必导致职工工资提高的预期落空（Pagano et al.，2005）。到底盈利能力提升如何平衡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的关系问题，即使在较为发达的证券市场中都很难定论，甚至较有影响力的理论分析也是十分缺乏的，对于新兴的证券市场来说就更难把握（Jacoby，2001）。
H2：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利润分配越高，职工平均薪酬水平越低。
H3：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利润分配对盈利能力促使职工平均薪酬提高的影响是负面的。
三、研究设计
基于相关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以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和数据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水平进行实证研究。为了保证研究的规范性和准确性，数据样本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总体样本，以国泰安数据库为基础，剔除当年上市公司、ST公司、当年未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司和数据不全公司，最终获得2009—2013年各年数据样本分别为：1 654家、 1 688家、1 745家、1 786家和1 847家。
（一）计量模型设定与相关变量定义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与职工平均薪酬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基于文献综述和相关假设认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势必会对公司职工平均薪酬水平有推动作用，而利润分配的程度成为职工平均薪酬提升的制约因素，同时结合其他相关理论研究，设定计量模型，构建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对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影响模型：
构建含有交叉项且反映公司利润分配对盈利能力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关系的影响模型： 在上面两个式子中，因变量Wage表示公司职工平均薪酬；自变量中，PROA表示公司盈利能力，DISP表示公司利润分配以及盈利能力与利润分配的交叉项。根据经验研究和相关文献加入若干控制变量，Size表示公司规模，Lev表示公司资产负债率，TOP1表示大股东持股比例，Out_ratio表示外部董事比例，SOE表示国有股比例，Industry表示行业，District表示地区。
（二）相关变量定义和使用指标说明
根据计量模型设定，对涉及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相关变量及其适用指标整理如表1。
表1中反映出的因变量为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用公司年平均薪酬体现，即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员工工资减去高管薪酬后除以职工总人数；自变量中的盈利能力，在本文中选用总资产利润率予以体现，即当年利润总额除以总资产；自变量中的利润分配选用股利分配率予以体现，即当年现金股息总额除以当年净利润；其他相关控制变量详见表1。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研究模型所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职工平均薪酬水平，还是盈利能力和利润分配情况，在上市公司整体上都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职工薪酬水平在上市公司中确实区别很大，最小值为15 827.45万元，最大值为402 754.21万元，平均值为103 668.29万元。
（二）回归分析
运用国泰安数据库，基于理论模型（1）和（2）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
通过上市公司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影响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以较为明确地考查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表3的（1）栏中，公司盈利能力（PROA）与职工平均薪酬（Wage）在1%显著水平下正相关，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确实有助于提高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利润分配（DISP）与职工平均薪酬在1%显著水平下负相关，说明利润分配的程度确实影响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提高。此外，公司资产规模（Size）、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和国有股持股比例（SOE）均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在不同显著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而资产负债率（Lev）和外部董事比例（Out_ratio）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在不同显著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以上回归分析结果与理论假设H1和H2吻合。
在表3的（2）栏中，公司盈利能力（PROA）与职工平均薪酬（Wage）在5%显著水平下正相关，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高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结论较为可靠；公司盈利能力和利润分配的交叉项（DISP×PROA）与职工平均薪酬（Wage）在1%显著水平下负相关，说明利润分配会对盈利能力与职工平均薪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而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1）栏的回归结果类似，说明理论假设和回归过程的可靠性，具体结果详见表3，不再赘述。以上回归分析结果同样印证了理论假设H3命题。
五、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运用2009—2013年上市公司数据对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确实对职工平均薪酬水平有提高作用，而公司利润分配水平的提高则会抑制职工薪酬水平的提高，同时利润分配水平也会对盈利能力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该结论说明在中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以及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公司领导者对待股东和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的职工之间的态度确实存在十分微妙的关系。公司领导者在面临“股东至上”原则和来自公司职工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前往往处于两难境地，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科学有效的权衡是摆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学者和企业人士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当然，本研究还有一个重要但容易忽视的结论，就是困扰中国证券市场的“一股独大”问题正在悄悄发生改变，随着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控制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下降，控制性股东单纯考虑自身利益，唯自身利益诉求行事而忽视企业职工和中小投资者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公司管理层在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的同时，已经受到来自公司职工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压力，在职工工资薪酬水平和利润分配方面有了较为明显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Knight， John， Lina Song. Towards a Labor Market in China[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995，11（4）：97-117.
[2] Meng， Xin， Junsen Zhang.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9）：485-504.
[3] Zhao， Yaohui. Earnings Differentials between State and Non-State Enterprises in Urban China[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2，7（1）：181-197.
[4] Chen，Yi， Sylvie Dmurger， Martin Fournier.Earnings Differential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in Chinese Enterprise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5，53（4）：933-958. [5] Becker G. S.， Murphy K. M.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4）：1137-1160.
[6] Jensen， Michel，William H.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305-360.
[7] Hellwig， Martin. On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Control in Xavier Vivese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8] Cheung， Steven N. S.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26（1）：1-26.
[9] Bowen， Robert M.， Larry Ducharme， Shores D. Stakeholders’Implicit Claims and Accounting Method Choi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5，20（3）：255-295.
[10] Hart，Oliver D.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Journal of Law， Economic and Organization，1988，4（1）：119-139.
[11] Schmidt， Klaus M.， Monika Schnitzer. The Interaction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Contracts[J]. Economics Letters，1995，48（2）：193-199.
[12] Jacoby， Sanford M. Employee Represent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 Missing Link [J]. Journal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Law，2001，3（3）：449-489.
【关键词】 盈利能力； 利润分配； 职工薪酬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5-0034-04
一、引言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中国上市公司整体规模的扩大，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领域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无论从上市公司市值和主要产业领域的影响力方面，还是从职工就业规模方面，都成为衡量中国经济整体运行的重要指标。上市公司通过自身发展和盈利能力的提升，不仅可以给广大股东提供现金和股权的回报，而且可以为上市公司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提升提供必备条件。对于上市公司来说，盈利能力提升可以带来较为丰厚的利润，而利润如何分配必须权衡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股东回报和职工平均薪酬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和中国上市公司整体公司治理水平差强人意等问题导致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关系上存在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突出表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问题上。无论是传统国有企业上市融资脱困还是民营企业上市发展，控制性股东都对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控制性股东往往过度考虑企业长期发展战略，而忽视对中小投资者的回报和公司职工的利益，其结果是造成对投资者不分红或少分红，对公司职工薪酬提升的动力缺乏。近几年来随着证监会不断推进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大股东减持造成的股权集中度下降和职工对薪酬水平提高的压力增强，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方面已经得到有效改善。
因此，本文基于对盈利能力、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三者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公司盈利能力对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影响，以及利润分配政策对公司盈利能力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
二、相关文献和理论假设
（一）盈利能力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
在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影响因素方面，一般宏观研究较为关注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等方面的影响（Knight et al.，1995；Meng et al.，2001；Zhao，2002；Chen et al.，2005）。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职工的人力资本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财富（Becker and Murphy，1992）。作为一系列“契约关系组合”的企业为职工提供较为满意的薪酬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契约形式（Jensen et al.，1976）。当企业家通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使企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时，必须通过适当提升职工薪酬水平使职工强化对企业和企业家本人的认同（Cheung，1983；Bowen et al.，1995）。企业盈利能力与职工薪酬之间是一种不完全的甚至是隐形的契约关系，如果盈利能力的提升没有兑现成实际薪酬的增长，必然会导致职工在工作中的消极态度（Hart，1988）。高水平薪酬成为企业送给职工的重要礼物，作为回报将换取职工的努力工作（Schmidt，1995）。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H1：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越高，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就越高。
（二）盈利能力、利润分配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
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为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水平提高带来可能，但三者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微妙（Jensen et al.，1976）。如果企业领导者与职工之间达成某种隐形协议，就会侵蚀中小股东利益，也就是企业盈利能力提升后带来利润分配前的收益被企业领导者作为礼物转送给企业职工，那么用于利润分配的资金必然缩水，导致利润分配方案不利于投资者（Hellwig，2000）。当然也存在这种情况，企业领导者与投资者之间达成某种契约，为了保证将盈利能力提升获取的好处留给投资者，势必导致职工工资提高的预期落空（Pagano et al.，2005）。到底盈利能力提升如何平衡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的关系问题，即使在较为发达的证券市场中都很难定论，甚至较有影响力的理论分析也是十分缺乏的，对于新兴的证券市场来说就更难把握（Jacoby，2001）。
H2：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利润分配越高，职工平均薪酬水平越低。
H3：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利润分配对盈利能力促使职工平均薪酬提高的影响是负面的。
三、研究设计
基于相关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以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和数据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水平进行实证研究。为了保证研究的规范性和准确性，数据样本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总体样本，以国泰安数据库为基础，剔除当年上市公司、ST公司、当年未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司和数据不全公司，最终获得2009—2013年各年数据样本分别为：1 654家、 1 688家、1 745家、1 786家和1 847家。
（一）计量模型设定与相关变量定义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与职工平均薪酬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基于文献综述和相关假设认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势必会对公司职工平均薪酬水平有推动作用，而利润分配的程度成为职工平均薪酬提升的制约因素，同时结合其他相关理论研究，设定计量模型，构建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对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影响模型：
构建含有交叉项且反映公司利润分配对盈利能力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关系的影响模型： 在上面两个式子中，因变量Wage表示公司职工平均薪酬；自变量中，PROA表示公司盈利能力，DISP表示公司利润分配以及盈利能力与利润分配的交叉项。根据经验研究和相关文献加入若干控制变量，Size表示公司规模，Lev表示公司资产负债率，TOP1表示大股东持股比例，Out_ratio表示外部董事比例，SOE表示国有股比例，Industry表示行业，District表示地区。
（二）相关变量定义和使用指标说明
根据计量模型设定，对涉及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相关变量及其适用指标整理如表1。
表1中反映出的因变量为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用公司年平均薪酬体现，即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员工工资减去高管薪酬后除以职工总人数；自变量中的盈利能力，在本文中选用总资产利润率予以体现，即当年利润总额除以总资产；自变量中的利润分配选用股利分配率予以体现，即当年现金股息总额除以当年净利润；其他相关控制变量详见表1。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研究模型所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职工平均薪酬水平，还是盈利能力和利润分配情况，在上市公司整体上都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职工薪酬水平在上市公司中确实区别很大，最小值为15 827.45万元，最大值为402 754.21万元，平均值为103 668.29万元。
（二）回归分析
运用国泰安数据库，基于理论模型（1）和（2）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
通过上市公司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影响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以较为明确地考查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表3的（1）栏中，公司盈利能力（PROA）与职工平均薪酬（Wage）在1%显著水平下正相关，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确实有助于提高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利润分配（DISP）与职工平均薪酬在1%显著水平下负相关，说明利润分配的程度确实影响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提高。此外，公司资产规模（Size）、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和国有股持股比例（SOE）均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在不同显著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而资产负债率（Lev）和外部董事比例（Out_ratio）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在不同显著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以上回归分析结果与理论假设H1和H2吻合。
在表3的（2）栏中，公司盈利能力（PROA）与职工平均薪酬（Wage）在5%显著水平下正相关，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高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结论较为可靠；公司盈利能力和利润分配的交叉项（DISP×PROA）与职工平均薪酬（Wage）在1%显著水平下负相关，说明利润分配会对盈利能力与职工平均薪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而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1）栏的回归结果类似，说明理论假设和回归过程的可靠性，具体结果详见表3，不再赘述。以上回归分析结果同样印证了理论假设H3命题。
五、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运用2009—2013年上市公司数据对公司盈利能力、利润分配和职工平均薪酬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确实对职工平均薪酬水平有提高作用，而公司利润分配水平的提高则会抑制职工薪酬水平的提高，同时利润分配水平也会对盈利能力与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该结论说明在中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以及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公司领导者对待股东和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的职工之间的态度确实存在十分微妙的关系。公司领导者在面临“股东至上”原则和来自公司职工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前往往处于两难境地，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科学有效的权衡是摆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学者和企业人士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当然，本研究还有一个重要但容易忽视的结论，就是困扰中国证券市场的“一股独大”问题正在悄悄发生改变，随着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控制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下降，控制性股东单纯考虑自身利益，唯自身利益诉求行事而忽视企业职工和中小投资者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公司管理层在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的同时，已经受到来自公司职工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压力，在职工工资薪酬水平和利润分配方面有了较为明显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Knight， John， Lina Song. Towards a Labor Market in China[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995，11（4）：97-117.
[2] Meng， Xin， Junsen Zhang.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9）：485-504.
[3] Zhao， Yaohui. Earnings Differentials between State and Non-State Enterprises in Urban China[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2，7（1）：181-197.
[4] Chen，Yi， Sylvie Dmurger， Martin Fournier.Earnings Differential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in Chinese Enterprise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5，53（4）：933-958. [5] Becker G. S.， Murphy K. M.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4）：1137-1160.
[6] Jensen， Michel，William H.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305-360.
[7] Hellwig， Martin. On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Control in Xavier Vivese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8] Cheung， Steven N. S.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26（1）：1-26.
[9] Bowen， Robert M.， Larry Ducharme， Shores D. Stakeholders’Implicit Claims and Accounting Method Choi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5，20（3）：255-295.
[10] Hart，Oliver D.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Journal of Law， Economic and Organization，1988，4（1）：119-139.
[11] Schmidt， Klaus M.， Monika Schnitzer. The Interaction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Contracts[J]. Economics Letters，1995，48（2）：193-199.
[12] Jacoby， Sanford M. Employee Represent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 Missing Link [J]. Journal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Law，2001，3（3）：449-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