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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春天，没能通过中央戏剧学院初试的上海高三学生顾峥有点沮丧。他想,在剩下的几个月时间里再努力一把，估计还能考上个普通大学。
他决定在离开北京之前给父母打个电话。父母在电话里说，既然还报了北京电影学院，再等几天考一考再说。顾峥于是去考北京电影学院。
“整个90年代香港好多片子是10天就拍完的低成本类型片，像三级片、鬼片、恐怖片。整个工业滑落太快，就只能把成本降低，那是很黑暗的时期。”余力为说。
在等待中他获得了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辅导金，到北京拍了《美丽的魂魄》。这部纪录片是说北京流浪艺人的，他想借此了解当代中国的情况。
他一直对大陆很感兴趣。他父母曾在1960年代来大陆求学，“文革”前回到香港。小时候他能在家中看到《人民画报》。“里面的图片色彩饱和，跟我在香港看到的东西很不一样。这让我对大陆有种好奇。”
他和贾樟柯很快开始了合作，拍摄第一部故事长片——《小武》。贾樟柯又找到了顾峥和王宏伟，说要拍一部真正的电影。这次他们有20万的投资。
这时离毕业还有4个月，他们想着把这部作品作为毕业纪念。
拍《小武》的艰难，余力为至今印象深刻，但他又觉得非常享受——条件差的情况下保证质量是很可贵的。“我经常对学生说，不能说拿个小机器、拿个DV就可以随便拍。没钱就草草了事？用1块钱拍出10块钱的东西那才了不起。”
面对着黄土地上的汾阳，他试图从他对大陆1970年代的记忆里找到拍摄的感觉。“1972年我跟父母到过广州，那里的灯光给人的感觉是黄绿黄绿的。”于是，汾阳也变得黄绿黄绿的。
1998年，《小武》获得了参加柏林电影节的机会。
“很多人说贾樟柯是为电影节拍片，其实他当时根本不知道电影节是什么。”顾峥回忆。在柏林没人认识这个陌生的导演。他们几个人印了一些邀请函，到各个酒店去发。贾樟柯那些天有些焦虑，担心评委们选中另一部送到柏林的中国独立电影。“那是部拍同性恋的片子，他怀疑外国人是不是会对这样的题材更感兴趣。”
余力为和贾樟柯住一个房间。“当时对所有东西都很陌生，乱打乱撞。遇到出价很低的片商，我们已经认为是好事情了。当时我们连销售代理这个概念都没有。”
最终，《小武》反响不错，在电影节的“青年论坛”得了奖。
“《小武》获奖我没什么想法，只是觉得在这个行业有了一个作品。高兴是高兴，但不至于惊喜，可能跟自己的年龄有关系。”王宏伟说。
顾峥很高兴，向贾樟柯要了5盘相质很好的录像带，都是从母版上拷下来的。结果，这5盘录像带一年多也没人借去看过。后来贾樟柯引起关注，那5盘录像带不知道被谁借走了，再没有还回来。
“当时看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大家都说好。”那会儿顾峥已经失去判断力了，他跟贾樟柯一块剪片子，至少看了十几遍，人都麻木了。
柏林获奖后，贾樟柯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业余电影的时代即将到来》，引起很大关注。“当时拍电影对圈外人来说还很神秘，但DV不太花钱，很多人都可以拍。后来证明，贾樟柯的判断是对的，很多独立电影是用DV拍的。成功的人是能看到未来的人。”顾峥说。
拍到外部条件没法支撑
《小武》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获奖之后，贾樟柯很快找到了第二笔钱。
其实刚上大学时贾樟柯就向顾峥提过《站台》的故事构想，说这是他最想拍的片子。顾峥记住了这件事。准备考研时，他发现英文platform还有“党章”的意思，就告诉了贾樟柯。贾樟柯为这个词的复义感到高兴。
《站台》的筹备遇到很多曲折，等到有了些乐观的消息，贾樟柯开始去挑演员。
1999年，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回到太原师范学院当舞蹈老师的赵涛，遇到了来学校挑选演员的贾樟柯。赵涛见怪不怪，她在舞蹈学院经常碰见这样的事。“经常有人跑来，说我是什么什么导演，想请你当演员，然后我们笑一笑，他们拍一些照片就走了。”
贾樟柯原本要从赵涛的学生里选演员，结果却发现了赵涛。
“我觉得挺好啊，就是做一件事嘛，也没觉得很兴奋。”赵涛当时没把这件事特别放在心上。直到就要进剧组了，她才告诉父母有人请她去拍戏。
《站台》拍完之后，赵涛没怎么看。几年过去，回头仔细去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她从头哭到尾。“这时候我才理解了当中的那种情感，才明白那首歌代表了什么。《站台》是那么好的一部电影。”
顾峥觉得《站台》寄托了贾樟柯的许多个人情感。“《站台》里有场戏很怪。有一个温州发廊，南方的温州人来了后，也不理发，每天就去那个地方待着，因为只有在那儿才能听到邓丽君的歌。那场戏拍了五六遍，换了四五个地方，他都不满意。”顾峥觉得，对那个环境贾樟柯有特别深的记忆，所以他每次拍都觉得和小时候的感觉不一样。
直到最后，贾樟柯还是没找到他的那种感觉。
有一次顾峥要去外地，穿越吕梁山区，经过一个县城。那时已经是2000年了，那里所有人穿的都是80年代的衣服。“这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贾樟柯说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盆景，不是真实的中国。到了那个县城，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
做副导演最怕临时变动，而贾樟柯的特点是追求完美。一次到一个煤矿去拍戏，贾樟柯觉得人太少了，大冬天，零下十几度，对顾峥说，去给我找30个农民来。“那里方圆50公里内都没什么活物，我当时都快疯掉了。有的导演会想折衷办法，折衷办法往往不是好办法。他对自己狠，非得拍到外部的条件没法支撑才收手。”
拍了《站台》后，赵涛开始大量看电影。小时候她认为除了家人，世上的其他人跟她没什么关系。电影改变了她，她开始关心人。以前她冷漠而不擅于表达，跟陌生人相处会有紧张感。一次记者问她是做什么的，她说了句“我是演员”后就再也不说话了。“现在想想很奇怪。”赵涛笑着说。
谁还会关心好人？
贾樟柯的镜头开始移到大城市。
拍《世界》时，赵涛回到了她曾去跳过舞的世界公园。她在那里生活过一年多，那是一段美好的记忆。重返此地，让她感到奇怪的是，那里的一切几乎都没变，“卖票的阿姨都还是原来那几个”。没有变化是可怕的，就好像一年到头跳同一支舞。
学舞蹈的日子给赵涛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记忆。小时候她经常被老师拿教鞭抽，一抽就是两指宽的血痕。舞蹈学院毕业后，当赵涛也成为老师，她看到学校里那些更老的老师，仿佛现实就站在自己面前——那是二三十年后自己的样子。
“大学生活非常安逸稳定，把人磨砺得像个圆球。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想象力，就是按部就班工作回家，把人的斗志完全磨掉。整天在勾心斗角的环境中，今天这个要评职称，明天那个要评职称。”
她说在电影里她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那种感觉就像河流一样，慢慢地流淌慢慢地诉说。
“坐在威尼斯的电影院里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第一次没有看自己。以前看电影，我会注意我出来时是什么样子，会关心一些细节。那次我不觉得是表演，那完全就是生活。要你演一个千百万人中找不出的角色其实挺难的。”
《三峡好人》为贾樟柯赢得了金狮奖。赵涛说，在欧洲看到人们排队买《三峡好人》门票的时候，她的眼睛湿润了。
骑着金狮回来的《三峡好人》在中国的电影院里被《满城尽带黄金甲》挤了下来。贾樟柯当时说了一句话：在这样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会关心好人？
对于《三峡好人》在电影市场的遭遇，余力为认为：“归根结底，我们的电影工业还不成熟，很多方面有垄断性在里头，对整个工业不是个太好的事情。不能一年只靠三四个大片支撑票房！”
顾峥说，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各有各的生存方式，贾樟柯这种风格的电影，票房上很不理想。“没票房不代表没价值，他的电影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但他也觉得独立电影不能一成不变，“大家总有一天会把原来认为成功的片子全看烦的。为什么昆汀
他决定在离开北京之前给父母打个电话。父母在电话里说，既然还报了北京电影学院，再等几天考一考再说。顾峥于是去考北京电影学院。
“整个90年代香港好多片子是10天就拍完的低成本类型片，像三级片、鬼片、恐怖片。整个工业滑落太快，就只能把成本降低，那是很黑暗的时期。”余力为说。
在等待中他获得了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辅导金，到北京拍了《美丽的魂魄》。这部纪录片是说北京流浪艺人的，他想借此了解当代中国的情况。
他一直对大陆很感兴趣。他父母曾在1960年代来大陆求学，“文革”前回到香港。小时候他能在家中看到《人民画报》。“里面的图片色彩饱和，跟我在香港看到的东西很不一样。这让我对大陆有种好奇。”
他和贾樟柯很快开始了合作，拍摄第一部故事长片——《小武》。贾樟柯又找到了顾峥和王宏伟，说要拍一部真正的电影。这次他们有20万的投资。
这时离毕业还有4个月，他们想着把这部作品作为毕业纪念。
拍《小武》的艰难，余力为至今印象深刻，但他又觉得非常享受——条件差的情况下保证质量是很可贵的。“我经常对学生说，不能说拿个小机器、拿个DV就可以随便拍。没钱就草草了事？用1块钱拍出10块钱的东西那才了不起。”
面对着黄土地上的汾阳，他试图从他对大陆1970年代的记忆里找到拍摄的感觉。“1972年我跟父母到过广州，那里的灯光给人的感觉是黄绿黄绿的。”于是，汾阳也变得黄绿黄绿的。
1998年，《小武》获得了参加柏林电影节的机会。
“很多人说贾樟柯是为电影节拍片，其实他当时根本不知道电影节是什么。”顾峥回忆。在柏林没人认识这个陌生的导演。他们几个人印了一些邀请函，到各个酒店去发。贾樟柯那些天有些焦虑，担心评委们选中另一部送到柏林的中国独立电影。“那是部拍同性恋的片子，他怀疑外国人是不是会对这样的题材更感兴趣。”
余力为和贾樟柯住一个房间。“当时对所有东西都很陌生，乱打乱撞。遇到出价很低的片商，我们已经认为是好事情了。当时我们连销售代理这个概念都没有。”
最终，《小武》反响不错，在电影节的“青年论坛”得了奖。
“《小武》获奖我没什么想法，只是觉得在这个行业有了一个作品。高兴是高兴，但不至于惊喜，可能跟自己的年龄有关系。”王宏伟说。
顾峥很高兴，向贾樟柯要了5盘相质很好的录像带，都是从母版上拷下来的。结果，这5盘录像带一年多也没人借去看过。后来贾樟柯引起关注，那5盘录像带不知道被谁借走了，再没有还回来。
“当时看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大家都说好。”那会儿顾峥已经失去判断力了，他跟贾樟柯一块剪片子，至少看了十几遍，人都麻木了。
柏林获奖后，贾樟柯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业余电影的时代即将到来》，引起很大关注。“当时拍电影对圈外人来说还很神秘，但DV不太花钱，很多人都可以拍。后来证明，贾樟柯的判断是对的，很多独立电影是用DV拍的。成功的人是能看到未来的人。”顾峥说。
拍到外部条件没法支撑
《小武》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获奖之后，贾樟柯很快找到了第二笔钱。
其实刚上大学时贾樟柯就向顾峥提过《站台》的故事构想，说这是他最想拍的片子。顾峥记住了这件事。准备考研时，他发现英文platform还有“党章”的意思，就告诉了贾樟柯。贾樟柯为这个词的复义感到高兴。
《站台》的筹备遇到很多曲折，等到有了些乐观的消息，贾樟柯开始去挑演员。
1999年，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回到太原师范学院当舞蹈老师的赵涛，遇到了来学校挑选演员的贾樟柯。赵涛见怪不怪，她在舞蹈学院经常碰见这样的事。“经常有人跑来，说我是什么什么导演，想请你当演员，然后我们笑一笑，他们拍一些照片就走了。”
贾樟柯原本要从赵涛的学生里选演员，结果却发现了赵涛。
“我觉得挺好啊，就是做一件事嘛，也没觉得很兴奋。”赵涛当时没把这件事特别放在心上。直到就要进剧组了，她才告诉父母有人请她去拍戏。
《站台》拍完之后，赵涛没怎么看。几年过去，回头仔细去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她从头哭到尾。“这时候我才理解了当中的那种情感，才明白那首歌代表了什么。《站台》是那么好的一部电影。”
顾峥觉得《站台》寄托了贾樟柯的许多个人情感。“《站台》里有场戏很怪。有一个温州发廊，南方的温州人来了后，也不理发，每天就去那个地方待着，因为只有在那儿才能听到邓丽君的歌。那场戏拍了五六遍，换了四五个地方，他都不满意。”顾峥觉得，对那个环境贾樟柯有特别深的记忆，所以他每次拍都觉得和小时候的感觉不一样。
直到最后，贾樟柯还是没找到他的那种感觉。
有一次顾峥要去外地，穿越吕梁山区，经过一个县城。那时已经是2000年了，那里所有人穿的都是80年代的衣服。“这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贾樟柯说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盆景，不是真实的中国。到了那个县城，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
做副导演最怕临时变动，而贾樟柯的特点是追求完美。一次到一个煤矿去拍戏，贾樟柯觉得人太少了，大冬天，零下十几度，对顾峥说，去给我找30个农民来。“那里方圆50公里内都没什么活物，我当时都快疯掉了。有的导演会想折衷办法，折衷办法往往不是好办法。他对自己狠，非得拍到外部的条件没法支撑才收手。”
拍了《站台》后，赵涛开始大量看电影。小时候她认为除了家人，世上的其他人跟她没什么关系。电影改变了她，她开始关心人。以前她冷漠而不擅于表达，跟陌生人相处会有紧张感。一次记者问她是做什么的，她说了句“我是演员”后就再也不说话了。“现在想想很奇怪。”赵涛笑着说。
谁还会关心好人？
贾樟柯的镜头开始移到大城市。
拍《世界》时，赵涛回到了她曾去跳过舞的世界公园。她在那里生活过一年多，那是一段美好的记忆。重返此地，让她感到奇怪的是，那里的一切几乎都没变，“卖票的阿姨都还是原来那几个”。没有变化是可怕的，就好像一年到头跳同一支舞。
学舞蹈的日子给赵涛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记忆。小时候她经常被老师拿教鞭抽，一抽就是两指宽的血痕。舞蹈学院毕业后，当赵涛也成为老师，她看到学校里那些更老的老师，仿佛现实就站在自己面前——那是二三十年后自己的样子。
“大学生活非常安逸稳定，把人磨砺得像个圆球。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想象力，就是按部就班工作回家，把人的斗志完全磨掉。整天在勾心斗角的环境中，今天这个要评职称，明天那个要评职称。”
她说在电影里她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那种感觉就像河流一样，慢慢地流淌慢慢地诉说。
“坐在威尼斯的电影院里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第一次没有看自己。以前看电影，我会注意我出来时是什么样子，会关心一些细节。那次我不觉得是表演，那完全就是生活。要你演一个千百万人中找不出的角色其实挺难的。”
《三峡好人》为贾樟柯赢得了金狮奖。赵涛说，在欧洲看到人们排队买《三峡好人》门票的时候，她的眼睛湿润了。
骑着金狮回来的《三峡好人》在中国的电影院里被《满城尽带黄金甲》挤了下来。贾樟柯当时说了一句话：在这样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会关心好人？
对于《三峡好人》在电影市场的遭遇，余力为认为：“归根结底，我们的电影工业还不成熟，很多方面有垄断性在里头，对整个工业不是个太好的事情。不能一年只靠三四个大片支撑票房！”
顾峥说，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各有各的生存方式，贾樟柯这种风格的电影，票房上很不理想。“没票房不代表没价值，他的电影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但他也觉得独立电影不能一成不变，“大家总有一天会把原来认为成功的片子全看烦的。为什么昆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