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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猴子第一次出门，看到芝麻捡起来，又见西瓜比芝麻大，就丢掉芝麻捡西瓜，转眼瞧见小兔子，便扔掉西瓜追兔子，最后兔子没追上，两手空空回到家。”
讲完故事，金江看看同样两手空空的自己，及身后空空如也的送餐箱，叹了口气。
后天是女儿的幼儿园入园典礼。作为父亲，他想见证女儿成长的每一刻;可他又不愿意出席，因为他十分厌恶自己——这一身黑黄相间的送餐服，不足以让他引以为傲，甚至觉得有些丢脸。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金江在等候取餐间歇，用讲故事作为缺席的交换条件。
金江对职业的这种想法，在社会心理学上称之为职业认知，即对职业的认识、对职员和团体的认识。简单来说就是对职业的性质、内容，职业社会价值和个人意义，是在职业用语、工作方法、职业习惯与职业环境等情况下形成的意识。认知是因人而异、因职业而异的。好比金江，他对所从事职业的认知并非一直如此。
小时候，金江从爷爷口中得知，20世纪50年代初，工人村地区还是一片菜地，过往的只有运菜马车。后来，菜地里突然出现70多幢红砖红瓦的3层小楼，再后来，小红楼数量增至100幢、150幢……这儿变成我国最早的工人住宅楼群，钳工出身的爷爷，有幸成为第一批入住工人村的职工家庭。
“对工人职业的认同和自豪感，让爷爷工作表现突出，进而成为能入住工人村的佼佼者，而入住又深化了爷爷的认同和自豪，激励他更好地工作，认同和自豪感再日以增进，如此便形成了良性循环。”
后来，从父辈心中继承良性循环的金江父亲，成了一名钳工。再后来，金江怀揣同样的职业认知，成绩优异却主动放弃高考，昂首阔步踏上“进厂技校包分配进厂”这条路。
本应平稳的一切却在30岁出现拐点。
“房贷每月还2400多元，孩子出生，奶粉钱动辄过千元，加上见涨的生活成本，再满格的认同和自豪，都无法掩盖工人收入带来的捉襟见肘。”
挣扎了3年，不得不向钱看齐的金江，一份辞职信换了一身黑黄相间的送餐服，不足4000元的工资，也实现了从6000元、7000元到偶尔1万元的三级跳。
钱包鼓了，生活也宽裕了，可对从事职业的期待却日渐衰减。“对送餐员的职业认知与对工人的职业认知，截然不同。”
因为看不到未来。金江坦言，送餐员收入是按单计费，送得多赚得多，“就算每天能送100单，月月收入都过万，若干年后仍是与现在无异的送餐员，没职业前景可言。”同时，金江还失去了从前无法比拟的职业成就感，“做工人时，班长总带领大伙儿一同钻研技术，时常争得面红耳赤，却觉得很快乐，工作很有价值，赶上一年一度的厂技能大赛，若精心备战闯进決赛，那种荣誉感比挣多少钱都高兴，还能赢得一套洗护用品……”
煎熬的金江决定回归工厂，重拾职业认知与自豪。
4月14日，他早早来到辽宁省总工会主办的“聚人才、促就业”2019年辽宁省就业、再就业大型招聘会现场，穿梭在一线工人招聘区投递简历，黑黄相间的行头格外抢眼。对于招聘方提出“能否接受收入不高”的问题，他坚定地回答：“宁愿利用休息时间做代驾、拉滴滴，贴补家用，也不想丢了工人身份给予的一切。”
为什么不同的职业会产生不同的认知？
除如金江般受家庭影响之外，城市文化也作用于人的社会和自我对象化活动。因参加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而爆火的歌手赵钶便是佐证。
“我是航空城里的一朵奇葩，不玩飞机，玩音乐。”来自阎良的赵钶如此介绍自己，在他的潜意识里，不从事与航空有关的职业就是奇葩。在航空城，绝大多数人都与赵钶拥有相同的家世。祖辈见证了航空城的历史，父亲为飞机顺利上天做出过突出贡献，母亲也从事相关职业，常备战在一线。不仅如此，取名也多与航空挂钩。比如赵钶的钶是一种化学元素，存在于航空工业所必须的材料中。
天赋是与生俱来的。赵钶刚会走，听到音乐就能跟着节奏舞动;5岁时，敢在父亲单位举办的联欢会上一展歌喉;上小学后，班级联欢会10个节目，赵钶一人独揽8个，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
赵钶的举动和爱好，对一座与航空相依伴的小城，及从事航空事业的父母来说，等同于制造了一种困惑——热爱音乐恐怕是“不务正业”，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和职业认知。
时至今日，赵钶追梦虽小有成就，但骨子里的观念从未改变，于是便有了连他自己都深感认同的“奇葩”职业认知。
相比于赵钶一成不变的职业认知，刘家旭反而显得特别了，认知产生的原因也更为复杂。
“起初是被动培养起来的。”2008年，刘家旭成为大连一所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未来要从事的职业在他的脑海中，还是一张白纸。
为提高与社会的链接程度，学校高薪聘请知名外企人力资源大咖做讲师。授课过程中，大咖现身说法，深入浅出地讲解实际案例、工作情景，偶尔展示外企HR（人力资源）办公环境、福利待遇、晋升发展……刘家旭在汲取营养的同时，也逐渐认同大咖渗透出的“在外企做HR才是最好出路”的观点。
“不只我一个。4年下来，同学们对在外企做HR基本形成了统一的职业认知。”毕业时，签约外企便成为衡量就业好坏的标杆。作为班长的刘家旭自然不能落后，第一份工作就签了一家位列世界500强的外企，因他考英语6级时分数很高，公司还重用他一人独挑拉丁美洲区人力资源管理大梁。
可现实并非如认知中的那般完美。“说是HR，实则是按职工需求做系统操作。比如有职工考取相应证书，提交证明材料和领导过审附件，我将该证书对应的工资涨幅输入系统，确保工资有所体现。”刘家旭有小情绪，他憧憬的HR的职责应该是掌握职工生杀大权、操控职工职业发展道路、搭建职工考核绩效等制度……
“而现在，不仅职业与认知产生偏离，实际工作更与憧憬有出入，甚至不及在国企、民企做HR的同学全面。再加上接触的多为葡萄牙语系职工，难免会因沟通困难而产生问题甚至事故，日积月累就有些消极怠工了。” 汲取前车之鉴并不等于盲目参照。“职业本身无好坏，是照搬大咖的职业认知用于自身后的水土不服，使职业产生了主观上的好坏，伴生了情绪和怠工。”如今，经过近10年的工作经历和社会阅历，他才真正找到了适用于自己的职业认知，也更懂得这份职业了。
心理研究发现，一个人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要比在别人眼中的真实样貌好看10%-30%。其实是心理活动造成的影响，即当人在照镜子的时候，大脑会自动进行脑补，把自己美化。
这从侧面印证，大多数人很难找准适用于自己的职业认识。对劳动者来说，职业认知十分重要，它是能否做好本职工作、能否达成组织目标的心理基础。所以，无论是主观“美化”后的，还是随客观摇摆的职业认知，一旦产生偏差，使职业被打上不符合实际的标签，后果不可估量——引发职业归属感、职业荣誉感、职业认同感偏差等连锁反应，随之产生相应的职业心理落差，对职工的职业发展形成阻碍。
近期，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数据显示，86%的人认为职业标签化现象普遍存在。比如提到程序员，会联想到“背心裤衩加拖鞋”的形象;提到医生，会产生“收红包”的阴暗想象……随处可见的现象虽变成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但不能忽视的，是那些职业的从业者，被职业认知偏差所造成的伤害。
王冲就在这上面栽了个大跟头。
从小就向往成为IT精英的王冲，2005年考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前夕本已签约北京一家软件公司，但因父亲“工作得找铁饭碗”的观念，只能毁约赔款，来到父亲奉献了半辈子的国营工厂工作。
“太大材小用了。”王冲做的是网络管理员，主要负责维护厂里电脑、网络、服务器之类，工作很轻松，5天8小时制，坐办公室，工资3000多元……
王冲成了工友眼中令人羡慕的高精尖人群，可大学同学并不这么想。部门主任常让职工发厂子动态做宣传，有同学看到王冲的QQ空间，留言问在哪儿上班，王冲倒没觉得什么，直接回答厂名。
“起初，大家并没表露出啥，可当一年后班级聚会时，就有不少同学问我为啥要去当工人。”王冲说当时脸刷地就红了，想解释自己是厂网络管理员云云，“可解释了又能怎样？个别同学话中略带不屑，显然觉得在工厂上班就一定是在生产线做普工，解释了他们也未必会信，反而让人觉得自己编瞎话。”
此前王冲并未觉得工作有何不妥，可一下子被当作聚会焦点来反复追问，再比较于那些在北上广软件公司做领着几万元月薪白领的同学，他瞬间有种被低人一等的心酸。这会聚得太憋屈。
或儿时梦想所致，或憋屈驱使，“具体因为啥、IT职业应该是怎么样的、到底想要啥样的职业，我都不是太清楚，但有一点倒是清晰，那就是换工作。”聚会半年后，王冲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坚持辞了职，走入一家软件公司，成为一名程序员。
可王冲仍不满意。因为当几位同学得知他换工作后，依旧抛出“换到哪家工厂上班了”的提问。
“我在软件园上班！”王冲强调了两遍，为了突出“软件园”，又吐露了公司离家远，每天1个多小时车程，过段时间打算搬到浑南住的打算。
“你们厂没有班车吗？”不在一个频道的交流方式，气得王冲差点在开放式的办公区拍案而起。
太想扬眉吐气的王冲咬紧牙，没等真的搬到浑南居住，就抢先一步当起了北漂。
打拼了4年，工作换了3个，在人才济济的北京，王冲始终没有找到能让别人羡慕的职位，更惨的是，毕业近6年的他，职位没半点儿晋升，仍与刚毕业的大学生无异，做着最基础且昼夜颠倒的工作。
时间只徒增了年龄，王沖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年迈的父母为了让王冲回到沈阳，给他介绍了入职工厂2年的行政工作人员小赵。王冲不同意与小赵相亲，因为“工厂”二字。初次微信聊天时，王冲就提出了第一次同学聚会时被问的问题，故意刁难小赵。
“凭啥要为他人的职业观而埋单？”小赵反问，“我认同这份职业，无论在哪儿工作，条件如何，都是靠双手劳动获得，值得自豪。”
或许这些王冲在北漂时已明白，也悔不当初。“认知不清才会盲目臆断。如果自己的职业认知清晰合理，就不会心随他动，让职业晋升之路几近归零。”王冲坦言，作为朋友，他欣赏小赵，但作为相亲对象，他不想耽误小赵。因为他已骑虎难下——放弃北漂等于又要从头再来，继续北漂又看不清前路。最可悲的，是他至今仍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
（文中人物均用化名）
讲完故事，金江看看同样两手空空的自己，及身后空空如也的送餐箱，叹了口气。
后天是女儿的幼儿园入园典礼。作为父亲，他想见证女儿成长的每一刻;可他又不愿意出席，因为他十分厌恶自己——这一身黑黄相间的送餐服，不足以让他引以为傲，甚至觉得有些丢脸。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金江在等候取餐间歇，用讲故事作为缺席的交换条件。
金江对职业的这种想法，在社会心理学上称之为职业认知，即对职业的认识、对职员和团体的认识。简单来说就是对职业的性质、内容，职业社会价值和个人意义，是在职业用语、工作方法、职业习惯与职业环境等情况下形成的意识。认知是因人而异、因职业而异的。好比金江，他对所从事职业的认知并非一直如此。
小时候，金江从爷爷口中得知，20世纪50年代初，工人村地区还是一片菜地，过往的只有运菜马车。后来，菜地里突然出现70多幢红砖红瓦的3层小楼，再后来，小红楼数量增至100幢、150幢……这儿变成我国最早的工人住宅楼群，钳工出身的爷爷，有幸成为第一批入住工人村的职工家庭。
“对工人职业的认同和自豪感，让爷爷工作表现突出，进而成为能入住工人村的佼佼者，而入住又深化了爷爷的认同和自豪，激励他更好地工作，认同和自豪感再日以增进，如此便形成了良性循环。”
后来，从父辈心中继承良性循环的金江父亲，成了一名钳工。再后来，金江怀揣同样的职业认知，成绩优异却主动放弃高考，昂首阔步踏上“进厂技校包分配进厂”这条路。
本应平稳的一切却在30岁出现拐点。
“房贷每月还2400多元，孩子出生，奶粉钱动辄过千元，加上见涨的生活成本，再满格的认同和自豪，都无法掩盖工人收入带来的捉襟见肘。”
挣扎了3年，不得不向钱看齐的金江，一份辞职信换了一身黑黄相间的送餐服，不足4000元的工资，也实现了从6000元、7000元到偶尔1万元的三级跳。
钱包鼓了，生活也宽裕了，可对从事职业的期待却日渐衰减。“对送餐员的职业认知与对工人的职业认知，截然不同。”
因为看不到未来。金江坦言，送餐员收入是按单计费，送得多赚得多，“就算每天能送100单，月月收入都过万，若干年后仍是与现在无异的送餐员，没职业前景可言。”同时，金江还失去了从前无法比拟的职业成就感，“做工人时，班长总带领大伙儿一同钻研技术，时常争得面红耳赤，却觉得很快乐，工作很有价值，赶上一年一度的厂技能大赛，若精心备战闯进決赛，那种荣誉感比挣多少钱都高兴，还能赢得一套洗护用品……”
煎熬的金江决定回归工厂，重拾职业认知与自豪。
4月14日，他早早来到辽宁省总工会主办的“聚人才、促就业”2019年辽宁省就业、再就业大型招聘会现场，穿梭在一线工人招聘区投递简历，黑黄相间的行头格外抢眼。对于招聘方提出“能否接受收入不高”的问题，他坚定地回答：“宁愿利用休息时间做代驾、拉滴滴，贴补家用，也不想丢了工人身份给予的一切。”
为什么不同的职业会产生不同的认知？
除如金江般受家庭影响之外，城市文化也作用于人的社会和自我对象化活动。因参加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而爆火的歌手赵钶便是佐证。
“我是航空城里的一朵奇葩，不玩飞机，玩音乐。”来自阎良的赵钶如此介绍自己，在他的潜意识里，不从事与航空有关的职业就是奇葩。在航空城，绝大多数人都与赵钶拥有相同的家世。祖辈见证了航空城的历史，父亲为飞机顺利上天做出过突出贡献，母亲也从事相关职业，常备战在一线。不仅如此，取名也多与航空挂钩。比如赵钶的钶是一种化学元素，存在于航空工业所必须的材料中。
天赋是与生俱来的。赵钶刚会走，听到音乐就能跟着节奏舞动;5岁时，敢在父亲单位举办的联欢会上一展歌喉;上小学后，班级联欢会10个节目，赵钶一人独揽8个，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
赵钶的举动和爱好，对一座与航空相依伴的小城，及从事航空事业的父母来说，等同于制造了一种困惑——热爱音乐恐怕是“不务正业”，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和职业认知。
时至今日，赵钶追梦虽小有成就，但骨子里的观念从未改变，于是便有了连他自己都深感认同的“奇葩”职业认知。
相比于赵钶一成不变的职业认知，刘家旭反而显得特别了，认知产生的原因也更为复杂。
“起初是被动培养起来的。”2008年，刘家旭成为大连一所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未来要从事的职业在他的脑海中，还是一张白纸。
为提高与社会的链接程度，学校高薪聘请知名外企人力资源大咖做讲师。授课过程中，大咖现身说法，深入浅出地讲解实际案例、工作情景，偶尔展示外企HR（人力资源）办公环境、福利待遇、晋升发展……刘家旭在汲取营养的同时，也逐渐认同大咖渗透出的“在外企做HR才是最好出路”的观点。
“不只我一个。4年下来，同学们对在外企做HR基本形成了统一的职业认知。”毕业时，签约外企便成为衡量就业好坏的标杆。作为班长的刘家旭自然不能落后，第一份工作就签了一家位列世界500强的外企，因他考英语6级时分数很高，公司还重用他一人独挑拉丁美洲区人力资源管理大梁。
可现实并非如认知中的那般完美。“说是HR，实则是按职工需求做系统操作。比如有职工考取相应证书，提交证明材料和领导过审附件，我将该证书对应的工资涨幅输入系统，确保工资有所体现。”刘家旭有小情绪，他憧憬的HR的职责应该是掌握职工生杀大权、操控职工职业发展道路、搭建职工考核绩效等制度……
“而现在，不仅职业与认知产生偏离，实际工作更与憧憬有出入，甚至不及在国企、民企做HR的同学全面。再加上接触的多为葡萄牙语系职工，难免会因沟通困难而产生问题甚至事故，日积月累就有些消极怠工了。” 汲取前车之鉴并不等于盲目参照。“职业本身无好坏，是照搬大咖的职业认知用于自身后的水土不服，使职业产生了主观上的好坏，伴生了情绪和怠工。”如今，经过近10年的工作经历和社会阅历，他才真正找到了适用于自己的职业认知，也更懂得这份职业了。
心理研究发现，一个人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要比在别人眼中的真实样貌好看10%-30%。其实是心理活动造成的影响，即当人在照镜子的时候，大脑会自动进行脑补，把自己美化。
这从侧面印证，大多数人很难找准适用于自己的职业认识。对劳动者来说，职业认知十分重要，它是能否做好本职工作、能否达成组织目标的心理基础。所以，无论是主观“美化”后的，还是随客观摇摆的职业认知，一旦产生偏差，使职业被打上不符合实际的标签，后果不可估量——引发职业归属感、职业荣誉感、职业认同感偏差等连锁反应，随之产生相应的职业心理落差，对职工的职业发展形成阻碍。
近期，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数据显示，86%的人认为职业标签化现象普遍存在。比如提到程序员，会联想到“背心裤衩加拖鞋”的形象;提到医生，会产生“收红包”的阴暗想象……随处可见的现象虽变成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但不能忽视的，是那些职业的从业者，被职业认知偏差所造成的伤害。
王冲就在这上面栽了个大跟头。
从小就向往成为IT精英的王冲，2005年考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前夕本已签约北京一家软件公司，但因父亲“工作得找铁饭碗”的观念，只能毁约赔款，来到父亲奉献了半辈子的国营工厂工作。
“太大材小用了。”王冲做的是网络管理员，主要负责维护厂里电脑、网络、服务器之类，工作很轻松，5天8小时制，坐办公室，工资3000多元……
王冲成了工友眼中令人羡慕的高精尖人群，可大学同学并不这么想。部门主任常让职工发厂子动态做宣传，有同学看到王冲的QQ空间，留言问在哪儿上班，王冲倒没觉得什么，直接回答厂名。
“起初，大家并没表露出啥，可当一年后班级聚会时，就有不少同学问我为啥要去当工人。”王冲说当时脸刷地就红了，想解释自己是厂网络管理员云云，“可解释了又能怎样？个别同学话中略带不屑，显然觉得在工厂上班就一定是在生产线做普工，解释了他们也未必会信，反而让人觉得自己编瞎话。”
此前王冲并未觉得工作有何不妥，可一下子被当作聚会焦点来反复追问，再比较于那些在北上广软件公司做领着几万元月薪白领的同学，他瞬间有种被低人一等的心酸。这会聚得太憋屈。
或儿时梦想所致，或憋屈驱使，“具体因为啥、IT职业应该是怎么样的、到底想要啥样的职业，我都不是太清楚，但有一点倒是清晰，那就是换工作。”聚会半年后，王冲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坚持辞了职，走入一家软件公司，成为一名程序员。
可王冲仍不满意。因为当几位同学得知他换工作后，依旧抛出“换到哪家工厂上班了”的提问。
“我在软件园上班！”王冲强调了两遍，为了突出“软件园”，又吐露了公司离家远，每天1个多小时车程，过段时间打算搬到浑南住的打算。
“你们厂没有班车吗？”不在一个频道的交流方式，气得王冲差点在开放式的办公区拍案而起。
太想扬眉吐气的王冲咬紧牙，没等真的搬到浑南居住，就抢先一步当起了北漂。
打拼了4年，工作换了3个，在人才济济的北京，王冲始终没有找到能让别人羡慕的职位，更惨的是，毕业近6年的他，职位没半点儿晋升，仍与刚毕业的大学生无异，做着最基础且昼夜颠倒的工作。
时间只徒增了年龄，王沖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年迈的父母为了让王冲回到沈阳，给他介绍了入职工厂2年的行政工作人员小赵。王冲不同意与小赵相亲，因为“工厂”二字。初次微信聊天时，王冲就提出了第一次同学聚会时被问的问题，故意刁难小赵。
“凭啥要为他人的职业观而埋单？”小赵反问，“我认同这份职业，无论在哪儿工作，条件如何，都是靠双手劳动获得，值得自豪。”
或许这些王冲在北漂时已明白，也悔不当初。“认知不清才会盲目臆断。如果自己的职业认知清晰合理，就不会心随他动，让职业晋升之路几近归零。”王冲坦言，作为朋友，他欣赏小赵，但作为相亲对象，他不想耽误小赵。因为他已骑虎难下——放弃北漂等于又要从头再来，继续北漂又看不清前路。最可悲的，是他至今仍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
（文中人物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