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简介】《在痛苦世界中寻找》由冯仑、雷军、黄怒波、阎焱、薛芳等编著，选取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具有标杆意义的十二位企业家，这些经济领域的先行者以敏锐的视角、冷静的思维，回顾了自己的成长、成功经历以及对行业、社会、国家的看法。这其中既有细致入微的操作层面分析，又有妙趣横生的宏观层面判断。为读者在个人成功与大趋势判断两个维度提供了独特而睿智的建议。
《在痛苦世界中寻找》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编著/冯仑/雷军/黄怒波/阎焱/薛芳
分类/财经人物传记
价格/35.00元
冯仑：我就是个买卖人
社会的理性和进步表现为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但整个社会体制的架构不变。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变成极左、极右。
1991年，西安籍的小伙儿冯仑已经32岁。在海南，他和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刘军、潘石屹这五个人一起创业，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君子”，后来均成为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万通起家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故事，堪称经典。
1991年，万通六君子刚成立的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而冯仑在和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冯仑告诉对方：“这一单，我出1300万元，你出500万元，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手续办完，王功权则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万通拿着这500万元，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元。
六君子分手后，冯仑留守万通，之后，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一家上市公司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
在中国商业圈，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通晓政治游戏规则，也了解政治和政策的底线，他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说，哪些可以说了不做，哪些既不能说也不能做。
有人问冯仑：“如果你要写作自己的回忆录，第一句话怎么写？”“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哺乳动物，是个被人搅得似是而非的哺乳动物。”他时常将人生比喻成一坛咸菜：“不同的卤汁，不同的分量，再加上不同的腌制时间，最后浸渍到菜里，你的味儿就变了，不用刀刮还真看不出本色。”
冯仑有多重身份，被称为“大哥”的商业领袖、商界思想家以及畅销书作家……万科的王石如此评价他：“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王功权至今认为，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那样，与之聊天那样快乐，那样有趣，二人看山谈山，看水谈水，经常于平淡处互见智慧。
新房子和旧房子
其实转型期这个事也挺好玩。转型相当于什么呢？旧体制相当于一所老房子，新体制相当于未来的一所新房子，转型就是要我们做一个选择，是把老房子装修一下，凑合几年呢，还是让一部分人出去建新房子，等建得差不多了，我们都从老房子里搬过去。在我看来，过去30年做的工作，就是两件事，其一是对旧房子进行适当的装修，贴个墙纸，擦擦窗户，这叫在旧的框架内适当收拾收拾；另一件呢，派一部分人在外边搭建新房子，这所新房子叫市场经济。现在新房子里有多少人？改革开放以来有几千万的公务员去建了新房子，有个词形容这种行为，叫“下海”。而现在每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大部分都直接到了新房子，少数考公务员的进入旧房子内，现在来看，新房子里的人已经挺多了。旧房子呢，还有些人，比如说岁数大的，长期依赖于旧房子这个体系，他们对旧房子还是比较留恋的，因为旧房子塌了，他们也就没有了安身之所——他在新房子里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处的。
接下来改革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让旧房子里的人尽可能安心，同时保证新房子建设和一系列运转越来越顺畅。这样旧房子里的人就踏实了，我在旧房子里暂时还可以，万一我要去新房子呢，新房子的人也会接纳我，至少我的孩子在新房子里。比如说一个家长发现自己的小孩在做生意，他就挺踏实，为什么？他家有人在新房子里面，他老了以后，就跟着孩子住了。因此，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的博弈和游戏。而作为领导，难以决策的是什么时候做一个决定，让旧房子里的人一下全搬到新房子里，但还不至于在搬迁的过程中旧房子塌了，把人砸伤了；另外就是旧房子的最后一根梁被抽掉的时候，自己还能够去管理新房子，别等最后一根梁抽掉以后，新房子里没你的事了。领导者要考虑的是这些问题，这叫决策者的困境。
新房子、旧房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民众、社会、领导考虑的核心问题。有时候旧房子闹腾了，没办法，从新房子里拿点材料过来，加固旧房子，这叫倒退；有时候发现旧房子里实在混不下去，还得建新房子，就又把一些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市场化，就叫改革开放。社会不停地在这么倒腾，倒腾来倒腾去，现在倒腾出点眉目了，这是我觉得比较乐观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发现，社会不能走极端，最后都变成了“中左”和“中右”，不是“极左”和“极右”。为什么呢？一个社会要想直线往前走，你会发现只能是一脚左一脚右，但都是一脚微左，一脚微右，这样才能直线往前走。但如果是一个跛子，比如一直往右偏，走了半天，你会发现他是在原地打转。跛子始终往右走，跛到最后是一圈，什么也没变；或者往左跛，跛了一圈也没变。
因此，社会的理性和进步就表现为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但整个社会体制的架构不变。我觉得，在面临社会转型的时候，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变成极左、极右，那样社会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社会矛盾就会不可调和，最后社会就会崩溃，甚至传统的体制也无法再维持下去。
当然转型期也会出现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会大行其道，关于这个我说大家就容忍一段时间吧。比如在巴尔扎克时期，不能老谈慈善，他要讲高老头。这相当于社会出了一个疹子，物欲横流也就是一段时间。我看政府也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开始希望重塑国民精神，其实我国台湾就曾经有过“重塑国民精神”和“国民价值观的重建”的说法。对于现在的这些问题，关键不在于抱怨，而在于怎么重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而言，随着改革开放，我们从脑子里拿出了一部分，需要再填回些什么东西，这就叫作国民价值观的重建。
（本文摘自《在痛苦世界中寻找》）
《在痛苦世界中寻找》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编著/冯仑/雷军/黄怒波/阎焱/薛芳
分类/财经人物传记
价格/35.00元
冯仑：我就是个买卖人
社会的理性和进步表现为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但整个社会体制的架构不变。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变成极左、极右。
1991年，西安籍的小伙儿冯仑已经32岁。在海南，他和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刘军、潘石屹这五个人一起创业，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君子”，后来均成为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万通起家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故事，堪称经典。
1991年，万通六君子刚成立的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而冯仑在和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冯仑告诉对方：“这一单，我出1300万元，你出500万元，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手续办完，王功权则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万通拿着这500万元，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元。
六君子分手后，冯仑留守万通，之后，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一家上市公司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
在中国商业圈，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通晓政治游戏规则，也了解政治和政策的底线，他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说，哪些可以说了不做，哪些既不能说也不能做。
有人问冯仑：“如果你要写作自己的回忆录，第一句话怎么写？”“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哺乳动物，是个被人搅得似是而非的哺乳动物。”他时常将人生比喻成一坛咸菜：“不同的卤汁，不同的分量，再加上不同的腌制时间，最后浸渍到菜里，你的味儿就变了，不用刀刮还真看不出本色。”
冯仑有多重身份，被称为“大哥”的商业领袖、商界思想家以及畅销书作家……万科的王石如此评价他：“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王功权至今认为，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那样，与之聊天那样快乐，那样有趣，二人看山谈山，看水谈水，经常于平淡处互见智慧。
新房子和旧房子
其实转型期这个事也挺好玩。转型相当于什么呢？旧体制相当于一所老房子，新体制相当于未来的一所新房子，转型就是要我们做一个选择，是把老房子装修一下，凑合几年呢，还是让一部分人出去建新房子，等建得差不多了，我们都从老房子里搬过去。在我看来，过去30年做的工作，就是两件事，其一是对旧房子进行适当的装修，贴个墙纸，擦擦窗户，这叫在旧的框架内适当收拾收拾；另一件呢，派一部分人在外边搭建新房子，这所新房子叫市场经济。现在新房子里有多少人？改革开放以来有几千万的公务员去建了新房子，有个词形容这种行为，叫“下海”。而现在每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大部分都直接到了新房子，少数考公务员的进入旧房子内，现在来看，新房子里的人已经挺多了。旧房子呢，还有些人，比如说岁数大的，长期依赖于旧房子这个体系，他们对旧房子还是比较留恋的，因为旧房子塌了，他们也就没有了安身之所——他在新房子里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处的。
接下来改革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让旧房子里的人尽可能安心，同时保证新房子建设和一系列运转越来越顺畅。这样旧房子里的人就踏实了，我在旧房子里暂时还可以，万一我要去新房子呢，新房子的人也会接纳我，至少我的孩子在新房子里。比如说一个家长发现自己的小孩在做生意，他就挺踏实，为什么？他家有人在新房子里面，他老了以后，就跟着孩子住了。因此，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的博弈和游戏。而作为领导，难以决策的是什么时候做一个决定，让旧房子里的人一下全搬到新房子里，但还不至于在搬迁的过程中旧房子塌了，把人砸伤了；另外就是旧房子的最后一根梁被抽掉的时候，自己还能够去管理新房子，别等最后一根梁抽掉以后，新房子里没你的事了。领导者要考虑的是这些问题，这叫决策者的困境。
新房子、旧房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民众、社会、领导考虑的核心问题。有时候旧房子闹腾了，没办法，从新房子里拿点材料过来，加固旧房子，这叫倒退；有时候发现旧房子里实在混不下去，还得建新房子，就又把一些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市场化，就叫改革开放。社会不停地在这么倒腾，倒腾来倒腾去，现在倒腾出点眉目了，这是我觉得比较乐观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发现，社会不能走极端，最后都变成了“中左”和“中右”，不是“极左”和“极右”。为什么呢？一个社会要想直线往前走，你会发现只能是一脚左一脚右，但都是一脚微左，一脚微右，这样才能直线往前走。但如果是一个跛子，比如一直往右偏，走了半天，你会发现他是在原地打转。跛子始终往右走，跛到最后是一圈，什么也没变；或者往左跛，跛了一圈也没变。
因此，社会的理性和进步就表现为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但整个社会体制的架构不变。我觉得，在面临社会转型的时候，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变成极左、极右，那样社会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社会矛盾就会不可调和，最后社会就会崩溃，甚至传统的体制也无法再维持下去。
当然转型期也会出现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会大行其道，关于这个我说大家就容忍一段时间吧。比如在巴尔扎克时期，不能老谈慈善，他要讲高老头。这相当于社会出了一个疹子，物欲横流也就是一段时间。我看政府也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开始希望重塑国民精神，其实我国台湾就曾经有过“重塑国民精神”和“国民价值观的重建”的说法。对于现在的这些问题，关键不在于抱怨，而在于怎么重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而言，随着改革开放，我们从脑子里拿出了一部分，需要再填回些什么东西，这就叫作国民价值观的重建。
（本文摘自《在痛苦世界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