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生病后，我爸爸迁怒于我的书，半强迫地扔掉了一半。在刚得知自己生病的恍惚和麻木中，我也的确觉得书让人生厌，扔之无悔，但我爸紧接着又要扔掉我多年淘来的碟子，这时候痛感神经忽然敏锐起来，坚决不肯。
其实碟子因为年代日久，好多已经打不开，而且大部分网上都已经能够找到资源。但就是不肯扔掉。
前几天把碟子按照国别和导演又重新整理了一遍。治疗摧毁了我的记忆力，我常常会忘记五分钟之前的事情，但是很多碟子，我还记得把它们带回家的那一天的心情、温度和风。
我从2003年开始大量淘碟。济南的碟店主要集中在著名的舜井街，但其实也有一些口碑甚好的店零散地分布在城市其他角落的某个废旧的写字楼里，全靠着影迷的口口传播。
我每隔十几天就要去买一次碟，充满希望出发，穿过退为电影背景画面的繁杂街道和陌生人群，在陈旧阴暗的写字楼里兜兜转转，找到毫无标志的一间黄色的门，心情激动地敲门，然后冲到充满着碟子特别味道的房间里，兴奋地看着一纸箱子一纸箱子的碟。
直到现在我看到纸箱子还总是觉得里面放的全部都是碟子。
通过买碟认识了不少神奇的朋友。有一次我一边飞快地翻着碟子，一边听着旁边一对中年男女谈电影。他俩看上去是老朋友，各种流派导演谈起来侃侃如流。我还记得女人说：“每次我看到这么好的碟子，虽然早就有了，还是再想收一张。”影迷心声。
我挺想加入谈话，但是不好意思，只好当个听众。事后没有几天，我忽然收到一本书，是一本很冷僻的法国诗人的集子，翻译者是个陌生名字。我翻来翻去，书里没有任何其他的字，不知何人为何寄书给我，我也不懂诗。这事儿就算放下了。可是不多久我的msn上就出现了译者的名字，问我：“书收到了没有？”好奇地加了他，乱七八糟谈了不少电影，才知道他就是碟店里的中年男子。至于他是怎么找到的我，他自陈说太容易了，互联网时代——他感觉我像是一个上电影课的老师，把济南几个有电影课的学校翻一翻，马上就把我翻出来了。
就这样我们做了很多年的朋友，前一段还收到他编的《日本新浪潮电影》。
还有一次，我坐在纸箱子前面专心致志地翻碟子——我翻碟子的功力已经大涨，常常吹牛说不用眼睛看，仅仅用手感都能分辨出好坏电影。旁边一个戴眼镜的怪咖叔叔也在翻电影，我根本没有发现他在注意我——忽然，他长叹一声，两眼翻白，从眼镜框上无语地看着天。我不解地转身看着他，他这才扭过头来，恨铁不成钢地对我说：“《小英雄多多》从你手底下过去很多次了，你不知道它是个好片子吗？”
我当然不知道，而且这个名字听着就不让人有兴趣，我们语文课本上不是有过什么类似的《小英雄雨来》么。但是怪咖叔叔既然这么说了，我就半信半疑地把它带回了家。
后来它一度成了我最喜欢的电影。我饶有兴致地把它拆成了一个个镜头，做详细笔记，反反复复好几遍，才算过了瘾。纵横淘碟的江湖，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遇到高人。
有一次在某个饭局上认识了一位朋友，我惊喜地发现他不但电影看得多，还知道几个我不知道的秘密据点。我央求他带我去了这几家店，收获甚多。后来他成了我看电影读书的导师。不久，他觉得自己攒够了退休后的花费，提前回了上海老家。据说他家中有整整一面墙都是碟子，但他经常看的却是上海的几个电影台。
生病后，我和有的朋友不联系了，和有的朋友联系更密切——他属于不联系的那一个。但联系不联系和关系好坏没有关系，和什么有关系我也不知道。他留言给我，问我病怎么样了，我也怪怪地不去回复。我把这种奇怪归之于疾病带来的精神创伤。肉体创伤就是那么回事，精神创伤更让人无望。但我常想起在上海有个房子，有个老头（他不算老但是一头白发）躺在沙发上看电影台，看完了就去做点葱油面吃，吃完了继续看，一直看到睡着。
他说过这是他理想的生活。
现在的年轻人不需要淘碟了，一个人上网就可以搞定一切。但是他们依然可以通过看电影来交朋友，豆瓣和微博上都有无数的电影小组，他们会经常聚会，和电影院一起搞观影活动，还轮流主讲电影课。经常有人感叹魏晋风、古人交朋友的风流自由，而人类的交际方式和社会进化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息息相关的，过去了就过去了，永不可复制。反正，我再也不可能在碟店里遇到惺惺相惜的同类。淘碟的时代已经过去，和青春、健康、理想一起，成为无尽的乡愁。
其实碟子因为年代日久，好多已经打不开，而且大部分网上都已经能够找到资源。但就是不肯扔掉。
前几天把碟子按照国别和导演又重新整理了一遍。治疗摧毁了我的记忆力，我常常会忘记五分钟之前的事情，但是很多碟子，我还记得把它们带回家的那一天的心情、温度和风。
我从2003年开始大量淘碟。济南的碟店主要集中在著名的舜井街，但其实也有一些口碑甚好的店零散地分布在城市其他角落的某个废旧的写字楼里，全靠着影迷的口口传播。
我每隔十几天就要去买一次碟，充满希望出发，穿过退为电影背景画面的繁杂街道和陌生人群，在陈旧阴暗的写字楼里兜兜转转，找到毫无标志的一间黄色的门，心情激动地敲门，然后冲到充满着碟子特别味道的房间里，兴奋地看着一纸箱子一纸箱子的碟。
直到现在我看到纸箱子还总是觉得里面放的全部都是碟子。
通过买碟认识了不少神奇的朋友。有一次我一边飞快地翻着碟子，一边听着旁边一对中年男女谈电影。他俩看上去是老朋友，各种流派导演谈起来侃侃如流。我还记得女人说：“每次我看到这么好的碟子，虽然早就有了，还是再想收一张。”影迷心声。
我挺想加入谈话，但是不好意思，只好当个听众。事后没有几天，我忽然收到一本书，是一本很冷僻的法国诗人的集子，翻译者是个陌生名字。我翻来翻去，书里没有任何其他的字，不知何人为何寄书给我，我也不懂诗。这事儿就算放下了。可是不多久我的msn上就出现了译者的名字，问我：“书收到了没有？”好奇地加了他，乱七八糟谈了不少电影，才知道他就是碟店里的中年男子。至于他是怎么找到的我，他自陈说太容易了，互联网时代——他感觉我像是一个上电影课的老师，把济南几个有电影课的学校翻一翻，马上就把我翻出来了。
就这样我们做了很多年的朋友，前一段还收到他编的《日本新浪潮电影》。
还有一次，我坐在纸箱子前面专心致志地翻碟子——我翻碟子的功力已经大涨，常常吹牛说不用眼睛看，仅仅用手感都能分辨出好坏电影。旁边一个戴眼镜的怪咖叔叔也在翻电影，我根本没有发现他在注意我——忽然，他长叹一声，两眼翻白，从眼镜框上无语地看着天。我不解地转身看着他，他这才扭过头来，恨铁不成钢地对我说：“《小英雄多多》从你手底下过去很多次了，你不知道它是个好片子吗？”
我当然不知道，而且这个名字听着就不让人有兴趣，我们语文课本上不是有过什么类似的《小英雄雨来》么。但是怪咖叔叔既然这么说了，我就半信半疑地把它带回了家。
后来它一度成了我最喜欢的电影。我饶有兴致地把它拆成了一个个镜头，做详细笔记，反反复复好几遍，才算过了瘾。纵横淘碟的江湖，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遇到高人。
有一次在某个饭局上认识了一位朋友，我惊喜地发现他不但电影看得多，还知道几个我不知道的秘密据点。我央求他带我去了这几家店，收获甚多。后来他成了我看电影读书的导师。不久，他觉得自己攒够了退休后的花费，提前回了上海老家。据说他家中有整整一面墙都是碟子，但他经常看的却是上海的几个电影台。
生病后，我和有的朋友不联系了，和有的朋友联系更密切——他属于不联系的那一个。但联系不联系和关系好坏没有关系，和什么有关系我也不知道。他留言给我，问我病怎么样了，我也怪怪地不去回复。我把这种奇怪归之于疾病带来的精神创伤。肉体创伤就是那么回事，精神创伤更让人无望。但我常想起在上海有个房子，有个老头（他不算老但是一头白发）躺在沙发上看电影台，看完了就去做点葱油面吃，吃完了继续看，一直看到睡着。
他说过这是他理想的生活。
现在的年轻人不需要淘碟了，一个人上网就可以搞定一切。但是他们依然可以通过看电影来交朋友，豆瓣和微博上都有无数的电影小组，他们会经常聚会，和电影院一起搞观影活动，还轮流主讲电影课。经常有人感叹魏晋风、古人交朋友的风流自由，而人类的交际方式和社会进化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息息相关的，过去了就过去了，永不可复制。反正，我再也不可能在碟店里遇到惺惺相惜的同类。淘碟的时代已经过去，和青春、健康、理想一起，成为无尽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