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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50多年，我国台湾，孙中山研究，鸟瞰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73-06
孙中山(1866-1925年)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长期担任该党总理，成为地位和威望元人可及的唯一领袖。他于1925年逝世之后，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期间修建“中山陵”，“尊崇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在缅怀其丰功伟业的同时，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对孙中山生平行谊及其思想实践的研究、宣传工作。截止1949年底，国民党党史会和学者们等在大陆“编辑出版的孙中山之各类著作有242种”；并在编撰孙中山年谱方面也“做了开创性的基础工作”。这不仅为当时国内外学者研究孙中山的革命生平与思想实践，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史料依据，而且它还为后来国民党人在台湾从事于孙中山著作与年谱的出版，及开展对其生平活动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进一步发展提高的良好基础。
一、台湾研究孙中山机构所出的相关资料
台湾地区从事于孙中山方面学术研究的主要机构，是国民党党史会；此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史馆”、台北国父纪念馆，及几所重要大学陆续成立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或中山学术研究所等，也进行着一些研究工作。这些孙中山研究机构几乎都具有官方的背景与色彩；只有刘绍唐主办的传记文学社，是“以一人而敌一国”的“野史馆”。
1949年12月，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由祖国大陆溃至台湾时，国民党党史会人员也随着迁往台北。他们继续着党史会在大陆期间未完成的工作，并对其工作范围与领域不断地有所拓展和创新。半个多世纪以来，国民党党史会成为台湾研究孙中山机构中的重镇。它围绕着推动与促进孙中山研究活动的开展这一主题，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主持编辑出版《国父全集》和《国父年谱》的工作。黄季陆在谈到其重要性时强调：“有关国父孙先生思想的研究及史料的征集和整理”，需从编辑《国父全集》与《国父年谱》着手，这“不仅是治中国近代史的一项关键的问题，而且对今后世界的影响亦极重大”。这两大项工作在罗家伦主事时期已取得了成果；后相继主其事的黄季陆和秦孝仪又对“全集”和“年谱”不断地加以增订，努力使该两项工作日臻圆满地完成。
对于孙中山著作的编辑出版，台湾国民党党史会花了大力和工夫。它在大陆已编辑出版过“孙著”的基础上，“继续编辑国父文献”，于1950-1952年间“印成《总理全书》十册”。1957年，它正式出版了《国父全集》，由“全书”增补改版而成，内容包罗已较为详备。由于孙中山从事革命救国斗争的时间长，其活动之地域又极广阔，故要全面收集他的所有言论决非易事，其全集的编辑出版也不是几次即可臻完备。此后，国民党党史会经过一再增补，又分别于1965年、1973年、1981年、1985年、1989年先后出版了5种《国父全集》；每次的增订版都比前一次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内容。如1973年版的《国父全集》同1965年版之“全集”相比，“所收文件数量……增加二分之一”。它是党史会同仁“尽发库藏，重新编次”的，共收入文献史料5619篇约530万字，被称为是“当时海内外最完善之本”。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史会人员又陆续发现了新史料文献，故他们于1975年出版了《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一书；1981年再版的《国父全集》将原第4册析为上下2册，全书遂成7大册。1984年，党史会将近年来新征集到的著述，辑为《国父全集补编》1册付梓，内收各类文献“共有一千四百四十四篇，七十二万余言”。这样一来．国民党党史会1985年再版的“全集”就有8大册。迨大陆中华书局版的《孙中山全集》11卷本于1986年出齐后，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受到刺激而成立以李云汉为首的“全集”编委会；他们经搜罗整理又发现有466篇新史料，于是1989年再出版了秦孝仪主编的《国父全集》12大册。秦在书序中说：“本书所收文件数量”，较1973年“版之党史会编《国父全集》增加甚多”，“全书逾八百余万言”，“当为目前最完备之版本”，堪称“为今《国父全集》之定本”。我们从《国父全集》屡出新版本而使其内容日趋完备这一事件中，可看到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
台湾在编辑出版孙中山年谱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50年在台北接任国民党党史会主任的罗家伦写道：党史会在大陆时曾“试编《总理年谱长编初稿》，未就”，仅存留下谱稿“约二十万言”。他为编就一部详尽而高质量的孙中山年谱，即重订编辑计划纲要，并组织编辑班子对大陆带去的“谱稿”进行修订补充，历时4载成《国父年谱初稿》，于1958年将它出版发行。从那时起至1994年，《国父年谱》曾先后由罗家伦、黄季陆、秦孝仪等经手主持增订过4次，每次版本都较前次增补有新的内容，并对某些史实进行重新订正。1965年为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台北党史会出版了罗家伦主编的《国父年谱》增订本，全书上下册“约百万言”，“较初稿增加约三分之一”；黄季陆于1968年接任党史会主任后，适逢《国父年谱》第二次增订本将于1969年付梓，他遂将一些已定论的新史料增补纳入其中；秦孝仪于70年代初继黄接掌党史会后，又于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之1985年，对《国父年谱》进行了第三次增订，使其包罗之史料更为宏丰与翔实；1994年党史会再次推出《国父年谱》增订本。此外，它还于1974年出版了《中国国民党八十年大事年表》一书，可与《国父年谱》互为印证和补充。而国父纪念馆1995年出版的《国父革命史画》，则是从10个阶段来反映孙中山一生奋斗历程的图集“画谱”。
第二，主持编辑出版了许多与孙中山本人及其战友们革命活动有关的重要史料。国民党党史会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史料集《革命文献》，共有113辑。它们里面载有不少与孙的革命思想实践活动有关的原始资料。如其中的第1-3和64辑为《兴中会革命史料》，第65-66辑为《同盟会革命史料》，第67辑为《十次起义史料》，第41辑为《民国初年之国民党史料》，第44辑为《二次革命史料》，第45和48辑为《中华革命党史料》，第46-47辑为《讨袁史料》，第49辑为《护法与军政府史料》，第50辑为《护法战役与南北议和史料》，第51辑为《重建护法政府史料》，第52辑为《重建广州革命基地史料》等。此外，党史会这期间还编辑出版了孙中山一些战友及追随者的文集，如《黄克强先生全集》《胡汉民先生文集》《陈英士先生文集》《李烈钧先生文集》《吴稚晖先生全集》《宋教仁先生文集》《秋瑾烈士文集》《于右任先生文集》等等。
第三，陆续编辑出版了大型成套的民国史资料。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民党党史会组织人力与财力等，用5年时间编辑出版了一整套《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该文献第一编为“革命源流与革命运动”，计有16大 册；第二编为“辛亥革命与民国建元”，计有5大册。这套文献里面收录的史料相当丰富与集中，其中不少史料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实践有直接联系。此外，党史会又编印了《中华民国大事记要》，及蒋永敬1977年主编的《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它还将库藏的40多种重要报纸和杂志，如《中国日报》《民报》《民立报》《中华新报》《临时政府公报》《军政府公报》及《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等，陆续分别影印出版。这些资料也有不少内容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实践息息相关。
第四，编印出版了大批而成套的民国人物传记。国民党党史会于1965年编出了《革命先烈先进传》上下册：上册为革命先烈传，收入了在孙生前就已牺牲或逝世者213人；下册为革命先进传，收入了孙逝世后才相继谢世者113人。党史会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还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革命人物志》，目前所见有23本。它里面收入了“约一千六百人的传记”。这些传主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亲属，或是孙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应该说，他们的思想实践活动皆与孙的革命奋斗有着密切关系。
除国民党党史的上述工作外，台北“国史馆”于上世纪60年代“在青潭建立了一座中山先生的专档库”，并联合党史会共同“成立一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以期推进孙中山与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刘绍唐的传记文学社除办有大型学术刊物《传记文学》登载一些回忆及研究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文章外，还陆续出版了百余种与孙中山革命有关的专业书，如《胡汉民自传》《蔡元培自述》《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陈济棠自传稿》等，以及吴相湘的《民国百人传》，刘绍唐主编的《民国大事日志》及《民国人物小传》等。这些书里也有涉及孙中山的一些史料。
综前所述可知，1950年后，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等一直在继续进行着出版孙中山著作与编撰孙中山年谱等项工作。从那时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大量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研究资料嘉惠学林，为举世学术界所公认。
二、台湾研究孙中山的概况及其所出论著
半个多世纪来的台湾孙中山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4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蒋介石、蒋经国统治台湾期间的近40年；这是孙中山研究在全岛兴起与不断发展的时期。这期间，国民党政权为应变求存，仍尊奉孙中山为“国父”，标榜以孙的遗教尤其是三民主义为施政指导思想；台湾当局甚至还相继提出过“以三民主义光复大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口号。正是出于历史继统关系，特别是现实政治需要，蒋氏父子都重视并尽力扶持孙中山学术活动的开展。在蒋介石“治台”时代(1950-1975年)，国民党当局始终以官方的意识形态影响乃至控制着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使“孙学”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历史偏见。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台湾第一阶段的孙中山研究有了快速的发展：它在“史料学派”主导下，不仅整理出版了大批具有学术价值的孙中山研究史料书，而且还撰写出版了一些颇为扎实且具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在蒋经国“主政”于台湾时期(1976-1988年)，国民党政权逐步放松了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孙中山研究的控制，开始鼓励开展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学界的不少人(尤其是“海归派”)逐渐摆脱了国民党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多元化的学术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孙中山及其周边人物的史事活动。因此，台湾第二阶段的孙中山研究工作仍有所发展前进，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台湾孙中山研究第二个时期的三、四两阶段，是李登辉与陈水扇先后上台的近20年时间。这是全岛孙中山研究在“台独”思潮及其政治势力的打压下，由发展逐渐走向衰退的时期。台湾学者华力进在1992年指出：“目前台湾地区有关国父与国父思想的研究……显然未受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而且有人更执意要排除有关研究，实有‘孙学凋零’之感”。此乃一针见血之论。李登辉阶段(1988-2000年)在推行“台湾本土化”政策的同时，对岛内的孙中山研究采取冷落、限制等政策；这迫使台湾地区政学界研究孙中山的学术气氛日趋低落。陈水扁自2000年上台后至今，一直大力推行民进党的“台独”政策；岛内这几年的孙中山研究因面临空前的政治压力和经济窘困，而不断地走向式微。
我们从台湾地区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成果的出版情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孙中山学术研究工作由盛转衰的轨迹。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50年至2004年，台湾地区共出(再)版了有关孙中山研究的学术著作359部，公开发表以孙中山(含孙文、国父、总理)直接冠名的学术论文约1652篇以上，其中，蒋介石时期的25年共出版“孙著”192部，平均每年为7.7部；蒋经国时期的12年共出版“孙著”100部，平均每年为8.3部；李登辉时期的12年共出版“孙著”56部，平均每年为4.7部；陈水扁上台后的这几年出版“孙著”约11部，平均每年为2.2部。从孙中山研究著作的出版年代来看：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专著45部，发表论文120多篇。60年代出版专著113部，发表论文近900篇；其中为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的1965-1966年，是“孙著”出版的一大高峰——约共出版专著72部，论文740多篇。70年代出版专著56部，发表论文近40篇。80年代出版专著91部，发表论文近160篇；其中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前后的1980-1982年约出版专著45部，是“孙著”出版的小高峰期。90年代出版专著43部，发表论文140余篇。进入新世纪后的几年中出版专著11部(多为研讨会的论文集)，发表论文290多篇——在此需指出的是，台湾这几年多次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每次都有不少岛外的学者撰文参加，其“孙学”论文数的回升，并不能掩饰本身孙中山研究日趋不振的现实状况。
若从论著之内容来看，以上的359部台版孙中山研究著作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一)论述孙中山生平活动与革命行谊的传记62部，约占著作总数的六分之一。这里面的代表作首推吴相湘之巨著《孙逸仙先生传》上下册，另还有傅启学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传》、陈健夫的《国父全传》、胡去非主编、吴敬恒校的《孙中山先生传》等等。这些孙中山传记篇幅详略不等，皆分别记叙了传主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理想与实践活动。
(二)研究孙中山思想的论著超出220部，约占台版“孙研”著作数的62％左右，其内容涵盖了孙思想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其思想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有80多部(含论文集)。如蒋一安主编的《中山学术论集》两册、《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及《国父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等；专门研究三民主义思想的专著约有50多部。如罗刚所著的《国父思想之研究》、陈鹏仁的《孙中山先生思想初探》、陈仪深的《中山先生的民主理论》等等；研究孙中山思想形成渊源问题——即其与中西方文化之关系的专著有20多部。如林子勋的《国父与西方文化》和《国父学说与中国文化》等；专门研究孙中山哲学思想的 专著，有崔载阳的《国父哲学研究》及任卓宣的《国父哲学原理》等十几部；专门研究孙中山国防军事思想的专著，有刘詠尧主编的《国父的国防学术思想研究集》与陈叔渠的《国父军事学说》等七八部；专门研究孙中山教育思想的专著，有任卓宣的《国父教育思想》与何名忠的《国父思想与我国乐教》等六七部。此外，还有些著作专门研究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外交思想、人口思想、大同思想、医学思想、群众战和心理战理论等——各类之数量由一两本到五六本不等。由此可以看到，台湾学术界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既注意到其重要思想研究的深度，又照顾到研究其各种思想的广度。
(三)研究孙中山勇往直前、愈挫愈奋革命践行的专著有20多部。其中有些记叙了他开创中国正规民主革命的战斗历程。如许师慎编注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等；有些专门论述了他领导党人和民众进行武装反清的革命实践。如周光斗的《国父十次革命战史》等；有些专门考察了他所开展的革命宣传活动。如洪承业的《国父革命宣传志略》上下册和任卓宣的《国父与思想战》等；有些专门探讨了他的组党实践。如《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4册及任卓宣的《国父与组织战》等；有些概述了他30年来的革命践行。如蒋永敬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祝嘉祥的《国父群众战之理论与实践》等。
(四)研究孙中山之革命救国活动与亚欧美各国政府，尤其是友好进步人士密切关系的专著有20多部。其中有罗香林的《国父与欧美之友好》、陈固亭的《国父与日本友人》和《国父与亚洲》、项定荣的《国父七访美檀考述》、郑彦菜的《国父在海外》、陈三井的《中山先生与法国》等。
(五)研究孙中山的革命奋斗与我国港澳台地区、洪门会党和海外华侨之关系的专著有十几部。其中主要的有李进轩的《孙中山革命与香港》、郭展礼的《孙中山先生与澳门之研究》、张瑞成的《国父孙先生与台湾》；庄政的《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张大谋的《孙文博士与中国洪门》；刘伟森的《孙中山与美加华侨》、张希哲等编的《华侨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
(六)孙中山晚年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客观存在而无法回避，台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观点出版了几部专著。其中有崔书琴的《孙中山与共产主义》、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林初耀的《孙中山的容共经纬之研究》、周谷的《孙中山与第三国际》等。
(七)台湾还有一些研究著作分别论述了孙中山的宗教信仰、人格风范，及其言行对当代世界尤其是中国各方面走向现代化的巨大影响。其中要者有刁德贤的《孙中山先生与基督教》；华中兴的《中山先生政治人格解析》、庄政的《国父生活与风范》；郑竹园的《孙中山思想与当代世界》、林诗辉的《孙中山先生与中国现代化之研究》等。
总的来说，台湾学术界50多年来在研究孙中山方面还是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它们从不同角度和方方面面，充分彰显了孙中山思想学说的博大精深，及其革命践行的愈挫愈奋，论述了他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事业所建树的宏伟勋业，及其思想实践活动对亚洲乃至世界人类进步事业的巨大影响。台湾学界的这些研究成果，尽管还存在不足，——如有些著作注重史事的直叙罗列，缺乏深入学术研究，有些著作不顾史实，过分谥美甚至神化或歪曲了孙中山，另还有些带政治与历史偏见的牵强应景之作等；但也有部分论著史料丰富，立论平实，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应该说，台湾的孙中山研究成果，无疑是构建我们中华民族整个现代学术殿堂的组成部分。
三、台湾政学界关于孙中山评价的几大问题
台湾政学界半个世纪来对孙中山的研究评价，涉及他的方方面面。因限于篇幅，现仅择其几个主要问题上的学术观点，简扼述评之。相对于台湾所版的众多学术论著而言，这样做难免有浮光掠影之嫌，不过我以为还是能斑窥见全豹。
首先，台湾政学界对孙中山的总体评价，前后曾有过一些变化——由神化渐入化。即将这位备受尊崇的国父从完美无缺的“神”，逐步还原为有血肉、有缺点甚至错误的人，从而使人们对孙的认识日趋于平实客观而贴近史实。这显示出其学术研究进步的一面。
由于孙中山一直是国民党内权威至高、无人替代的实际领袖，所以他去世后很快就被神化起来。这种情况直延续到蒋氏父子“治台”时期。台湾《传记文学》的主编刘绍唐曾发出慨叹说：“现在我们还没读到一本生动的、完整的”孙中山传记，对孙先生“我们所知道的多只是止于宣传的一些神话”，而对他“那多姿多彩的一生都不甚了了”。美国著名汉学家韦慕庭也指出：“认识‘真正的’孙中山是有着许多困难的……在他逝世以后，一个神化的过程就开始了”，“那些十分了解孙中山的人所写的是阿谀奉承之作”；“孙博士的被人们神化，已经制造出了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和扭曲变形的历史真实。它把孙中山的个人特质弄得模糊不清，并将他的大多数革命同志投人朦胧暗影之中”。事实确是如此。在台湾所出版的孙中山研究著作中，吹捧夸誉孙的话比比皆是。如有人为了证明“国父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旷古绝今的伟人”，就说他出生时的“啼哭声”也与一般婴儿不同：“这一阵啼声，好像黎明前的号角，唤醒了全村村民，也唤醒了全国四万万同胞，一位伟人诞生了”；有人强调日：“我们可以说孙先生是天生的伟人，一点不算过分”；还有人说：“国父天纵睿智，先知先觉……顺乎天，应乎人，故能领袖群伦，承前启后”，成为“德被生民，功垂百代，言为世训”的不朽伟人。总之在他们看来，孙中山乃“天生英姿”的圣人，“国父是非常之人，才能建立非常之业”。而神化的孙中山不可能有缺点或过失。黄季陆1976年曾作这样的解释：“大家对国父太敬重，不愿以怀疑的精神来研究，对许多问题也不愿提出怀疑的意见”。
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进步，孙中山在台湾学术界逐渐走下了神坛，变成了有缺点错误的革命领袖和国父。早在70年代末，台湾学者张玉法就对神化孙中山的做法提出过批评，认为“研究孙中山先生……应该有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要写得生气活现的，把他写成一个群众领袖，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圣人。一般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人常抱不敢怀疑的态度……实不合于研究的态度。遇有疑处即该大胆地怀疑……一定要透过客观的研究，才能了解孙中山先生革命人格的形成和孙中山先生真正的面貌，从而有所崇敬和效法”。这一看法很快为台湾不少学者所接受和认同。近20多年来，有些人认为“对中山先生人格形成的研究……应从其天赋、家世、家境、时代、求学经过、革命历程等方面做多方面考察”，它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学习的影响高于先天本能的遗传”有人指出：国父所以成为无与伦比的伟人，“不是简单偶然的：第一有他的先天禀赋、聪明睿智；第二有他的博学深思、格物致知的功夫；第三有他的努力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还有人强调：“孙先生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他不是神，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是老百姓之中的 一个。”“其实，他也犯了不少重大的行动上与思想上的错误。”我们对其缺点错误，“必须心热头冷地加以正视研讨”。孙中山是“中国的华盛顿……其集众人之智以建国家宏图之智慧，去华盛顿尤远”。这话虽不免偏激，但作者将孙中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来进行研究是可取的。
其次，台湾政学界充分肯定孙中山创建民国和提出三民主义两大历史功绩，称颂他是“坚贞不二的爱国者”与“不屈不挠的革命家”，是“世界伟人”和“一代革命导师”。有些人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数千年的帝王专制，其重要性远超过秦始皇的统……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划时代的思想巨构……成为革命与建国的理论基础”；他创立民国和三民主义学说，“论事功远超过汉武，论人格直追孔子”。有人认为“国父不独为缔造我中华民国诞生之圣哲，实为复兴亚洲民族之导师，而又为救人救世指引人类同趋于‘三民主义大同世界’之先驱”。更有人强调：“国父孙中山先生毕生秉持‘博爱’及‘天下为公’的精神，领导革命，建立民国，进而手创三民主义，绘制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之兰图，为中国迈向现代化树立宏规。其丰功伟业，震古烁今，乃为两岸人民共同崇敬的伟人”；“中国有他，是中国之幸；而亚洲有他，是亚洲之幸；世界有他，是世界之幸”。或谓“总理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丰绩伟业，比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尤多令誉”。显然，台湾政学界对孙中山的肯定评价，主要集中和重在他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实践，而未及其晚年的伟大贡献。
再次，台湾政学界在论及孙中山政治学说渊源问题，即其三民主义与中西方文化之关系时，说法见仁见智。其中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一是孙中山承袭光大了儒家道统文化说。有人认为是孙中山使“奄奄一息”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复活过来，重放异彩”；“三民主义是继承着中国几千年来一贯的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不过是加以发挥，使其更完全、更伟大，而与时皆进”。有些人指出：“国父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结晶和民族美德的遗传”，“可以说是‘道统’”；我们说“孙先生是继承了尧舜以至孔子的道统，是很对的”；他是“中华道统的传人和继承者”，“其所创之三民主义，乃中华文化之结晶，亦集道统文化之大成”。以上这一看法，与孙之学说主体实为西学客观史实大异径庭。二是孙中山融贯中西文化说。不少学者都认为：“国父孙中山先生之思想言论，实萃中外之精华，集古今之大成”，“他倡导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那更是集合古今中外的思想而为一种融和后的创进”。有些人具体指出：“孙中山先生……一方面承受了孔子所集的大成，另方面又吸收了欧美各国文化的精义。如古希腊的民主思想，耶稣基督的博爱精神，近代法国的自由平等，及美国的三权分立，都被国父冶为一炉，而加以融合创新。此外再益于国父自己的聪明睿智，‘集中外之精华，防一切之流弊’，乃为我们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革命的准绳，建国的典范。”又谓：“孙先生之伟大，乃由于他既继承了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民主科学的进步思想，而构成了他伟大的新思想体系——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还说：“(中山)先生之政治思想会通中外，融旧铸新：采中国固有之原理为基础，以西洋现代实学为内容……继承正统思想，绝不食古不化，撷取欧美之所长，绝不照单全收。他学贯中西，博采古今学术思想，截长补短，知所取舍，然后加上自己的独特创见，熔铸成完美周全的思想体系。”以上的看法较为客观可取。因为孙中山本来就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杰出代表人物，而不是儒家道统文化的传人。
复次，台湾政学界几乎都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是全民革命，而不承认其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秦孝仪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辛亥革命，本质上是全民革命，绝不是中共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础，乃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唯物论者绝不相容。”张玉法等则列出了“六大理由证明它是全民革命”，其中有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没有形成一股阶级力量”、孙中山“不是资本主义取向的革命家”及“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可以说是来自各个阶级”等等。他们所这样看此问题，正如我国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在《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一文中所指出的：一是其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足，二是其反对用唯物史观来探究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事实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最迟到在1904年后已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它的政治代表孙中山等及其组建的政党中国同盟会，担负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方案，以谋求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台湾学者否认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论点，不符台历史原来的状况。
最后，台湾政学界大多数人不能正确对待与评价孙中山晚年的转变和进步，不惜曲解甚至诬诋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和践行。美国的一位学者曾指出：“台湾的一些学者对国共合作这个问题过分敏感，不能畅所欲言。”黄季陆也坦言：孙“先生革命运动的决策，最容易引起争论的，就是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和‘联俄容共’等问题”。对此问题，台湾学界大致有以下6种说法：一是认为孙中山“联俄容共”是一时之权变与策略。如有人说：“中山先生……在晚年曾实行过联俄容共”，“事实上，联俄容共祗能说是一时的策略。这种策略当然是富于革命性的”；或认为中山先生的“权变包括了说服、联盟、妥协等行动，如……联俄容共等等”。二是不承认孙中山晚年施行过三大革命政策。如有人指出：“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三大政策’，所谓‘三大政策’实际上是出自俄人鲍罗廷和中共的捏造。”又说：“中共把联俄容共与‘扶助农工’说成所谓三大政策”，“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内容”，“实在是别有用心”。三是将晚年实行联俄容共的孙中山打扮成“反共抗俄的先知先觉”。有人胡说孙“是全世界最早最有力的反共抗俄理论家与实践家”，“其后的联俄容共政策，亦是一种积极的反共政策”。或谓“中山先生在逝世以前……对中共党徒，正和对苏俄一样，都曾存有戒心”，他将共产党人“收容到国民党里来，由他领导着与国民党原有的党员共同推进国民革命，未尝不是一个指引他们走向正路的方法”。四是指责孙中山晚年“联俄容共，引狼入室，造成国族浩劫”。如有人认为孙联俄是“吞下了苏共‘包糖衣的毒药’”，其容共则使国民党“成了中共的‘宿主’”，结果“付出了伤筋动骨的惨痛代价”；“国父爱国适足于容国”，“遂造成对国民党及中华民国的极大的灾难”，“甚至祸遗中国人的子孙万代”。五是妄图将国民党右派背弃孙中山革命政策、分裂首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罪责，转嫁到苏俄和中共身上。如有人说：“促成国民党、孙中山采取联俄容共——所谓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主要是苏俄的主动。其动机并非厚爱于孙中山、国民党或中国，而是要为她在中国的凭借——中国共产党找一凭借……为赤化世界的准备”；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最终目的，是凭借国民党来发展自己，同时使国民党变质，趁机吸取其精英分子，一旦时机成熟，即可移花接木而李代桃僵，取代国民党建立政权，成为苏俄所盼望的中国凭借。……苏俄此一策略，本已大有成效，但因操之过急，引起国民党的警觉与反共，因国民党清党分共而失败”。六是近年来有人承认孙中山晚年在进步，指出“民国十二、十三年的中国国民党改组”，除受“外来因素直接影响”外，更有“中山先生和他周围的革命党人内发自我追求革新的动力”，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后，“已热切地寻求党的改造方法与建设新中国的方案”，并充分肯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首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中国国民党史，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等大事”，它“代表着革命事业的再起，已揭开了中国政治的新纪元”。
以上的6种说法，除最后一种外其余太多同孙中山晚年思想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这显示出台湾学界对孙晚年研究的敷衍与薄弱，及其学术见解有政治化之痕迹。历史活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忠心诚意实施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及掀起国民革命运动新高潮的客观史实与伟大功绩，是曲解不了和抹杀不掉的。关于这些问题，本人已有5篇论文分别作过专门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作者简介]周兴樑(1944-)，江西赣县人，现为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蔡世华]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73-06
孙中山(1866-1925年)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长期担任该党总理，成为地位和威望元人可及的唯一领袖。他于1925年逝世之后，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期间修建“中山陵”，“尊崇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在缅怀其丰功伟业的同时，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对孙中山生平行谊及其思想实践的研究、宣传工作。截止1949年底，国民党党史会和学者们等在大陆“编辑出版的孙中山之各类著作有242种”；并在编撰孙中山年谱方面也“做了开创性的基础工作”。这不仅为当时国内外学者研究孙中山的革命生平与思想实践，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史料依据，而且它还为后来国民党人在台湾从事于孙中山著作与年谱的出版，及开展对其生平活动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进一步发展提高的良好基础。
一、台湾研究孙中山机构所出的相关资料
台湾地区从事于孙中山方面学术研究的主要机构，是国民党党史会；此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史馆”、台北国父纪念馆，及几所重要大学陆续成立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或中山学术研究所等，也进行着一些研究工作。这些孙中山研究机构几乎都具有官方的背景与色彩；只有刘绍唐主办的传记文学社，是“以一人而敌一国”的“野史馆”。
1949年12月，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由祖国大陆溃至台湾时，国民党党史会人员也随着迁往台北。他们继续着党史会在大陆期间未完成的工作，并对其工作范围与领域不断地有所拓展和创新。半个多世纪以来，国民党党史会成为台湾研究孙中山机构中的重镇。它围绕着推动与促进孙中山研究活动的开展这一主题，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主持编辑出版《国父全集》和《国父年谱》的工作。黄季陆在谈到其重要性时强调：“有关国父孙先生思想的研究及史料的征集和整理”，需从编辑《国父全集》与《国父年谱》着手，这“不仅是治中国近代史的一项关键的问题，而且对今后世界的影响亦极重大”。这两大项工作在罗家伦主事时期已取得了成果；后相继主其事的黄季陆和秦孝仪又对“全集”和“年谱”不断地加以增订，努力使该两项工作日臻圆满地完成。
对于孙中山著作的编辑出版，台湾国民党党史会花了大力和工夫。它在大陆已编辑出版过“孙著”的基础上，“继续编辑国父文献”，于1950-1952年间“印成《总理全书》十册”。1957年，它正式出版了《国父全集》，由“全书”增补改版而成，内容包罗已较为详备。由于孙中山从事革命救国斗争的时间长，其活动之地域又极广阔，故要全面收集他的所有言论决非易事，其全集的编辑出版也不是几次即可臻完备。此后，国民党党史会经过一再增补，又分别于1965年、1973年、1981年、1985年、1989年先后出版了5种《国父全集》；每次的增订版都比前一次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内容。如1973年版的《国父全集》同1965年版之“全集”相比，“所收文件数量……增加二分之一”。它是党史会同仁“尽发库藏，重新编次”的，共收入文献史料5619篇约530万字，被称为是“当时海内外最完善之本”。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史会人员又陆续发现了新史料文献，故他们于1975年出版了《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一书；1981年再版的《国父全集》将原第4册析为上下2册，全书遂成7大册。1984年，党史会将近年来新征集到的著述，辑为《国父全集补编》1册付梓，内收各类文献“共有一千四百四十四篇，七十二万余言”。这样一来．国民党党史会1985年再版的“全集”就有8大册。迨大陆中华书局版的《孙中山全集》11卷本于1986年出齐后，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受到刺激而成立以李云汉为首的“全集”编委会；他们经搜罗整理又发现有466篇新史料，于是1989年再出版了秦孝仪主编的《国父全集》12大册。秦在书序中说：“本书所收文件数量”，较1973年“版之党史会编《国父全集》增加甚多”，“全书逾八百余万言”，“当为目前最完备之版本”，堪称“为今《国父全集》之定本”。我们从《国父全集》屡出新版本而使其内容日趋完备这一事件中，可看到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
台湾在编辑出版孙中山年谱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50年在台北接任国民党党史会主任的罗家伦写道：党史会在大陆时曾“试编《总理年谱长编初稿》，未就”，仅存留下谱稿“约二十万言”。他为编就一部详尽而高质量的孙中山年谱，即重订编辑计划纲要，并组织编辑班子对大陆带去的“谱稿”进行修订补充，历时4载成《国父年谱初稿》，于1958年将它出版发行。从那时起至1994年，《国父年谱》曾先后由罗家伦、黄季陆、秦孝仪等经手主持增订过4次，每次版本都较前次增补有新的内容，并对某些史实进行重新订正。1965年为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台北党史会出版了罗家伦主编的《国父年谱》增订本，全书上下册“约百万言”，“较初稿增加约三分之一”；黄季陆于1968年接任党史会主任后，适逢《国父年谱》第二次增订本将于1969年付梓，他遂将一些已定论的新史料增补纳入其中；秦孝仪于70年代初继黄接掌党史会后，又于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之1985年，对《国父年谱》进行了第三次增订，使其包罗之史料更为宏丰与翔实；1994年党史会再次推出《国父年谱》增订本。此外，它还于1974年出版了《中国国民党八十年大事年表》一书，可与《国父年谱》互为印证和补充。而国父纪念馆1995年出版的《国父革命史画》，则是从10个阶段来反映孙中山一生奋斗历程的图集“画谱”。
第二，主持编辑出版了许多与孙中山本人及其战友们革命活动有关的重要史料。国民党党史会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史料集《革命文献》，共有113辑。它们里面载有不少与孙的革命思想实践活动有关的原始资料。如其中的第1-3和64辑为《兴中会革命史料》，第65-66辑为《同盟会革命史料》，第67辑为《十次起义史料》，第41辑为《民国初年之国民党史料》，第44辑为《二次革命史料》，第45和48辑为《中华革命党史料》，第46-47辑为《讨袁史料》，第49辑为《护法与军政府史料》，第50辑为《护法战役与南北议和史料》，第51辑为《重建护法政府史料》，第52辑为《重建广州革命基地史料》等。此外，党史会这期间还编辑出版了孙中山一些战友及追随者的文集，如《黄克强先生全集》《胡汉民先生文集》《陈英士先生文集》《李烈钧先生文集》《吴稚晖先生全集》《宋教仁先生文集》《秋瑾烈士文集》《于右任先生文集》等等。
第三，陆续编辑出版了大型成套的民国史资料。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民党党史会组织人力与财力等，用5年时间编辑出版了一整套《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该文献第一编为“革命源流与革命运动”，计有16大 册；第二编为“辛亥革命与民国建元”，计有5大册。这套文献里面收录的史料相当丰富与集中，其中不少史料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实践有直接联系。此外，党史会又编印了《中华民国大事记要》，及蒋永敬1977年主编的《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它还将库藏的40多种重要报纸和杂志，如《中国日报》《民报》《民立报》《中华新报》《临时政府公报》《军政府公报》及《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等，陆续分别影印出版。这些资料也有不少内容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实践息息相关。
第四，编印出版了大批而成套的民国人物传记。国民党党史会于1965年编出了《革命先烈先进传》上下册：上册为革命先烈传，收入了在孙生前就已牺牲或逝世者213人；下册为革命先进传，收入了孙逝世后才相继谢世者113人。党史会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还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革命人物志》，目前所见有23本。它里面收入了“约一千六百人的传记”。这些传主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亲属，或是孙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应该说，他们的思想实践活动皆与孙的革命奋斗有着密切关系。
除国民党党史的上述工作外，台北“国史馆”于上世纪60年代“在青潭建立了一座中山先生的专档库”，并联合党史会共同“成立一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以期推进孙中山与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刘绍唐的传记文学社除办有大型学术刊物《传记文学》登载一些回忆及研究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文章外，还陆续出版了百余种与孙中山革命有关的专业书，如《胡汉民自传》《蔡元培自述》《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陈济棠自传稿》等，以及吴相湘的《民国百人传》，刘绍唐主编的《民国大事日志》及《民国人物小传》等。这些书里也有涉及孙中山的一些史料。
综前所述可知，1950年后，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等一直在继续进行着出版孙中山著作与编撰孙中山年谱等项工作。从那时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大量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研究资料嘉惠学林，为举世学术界所公认。
二、台湾研究孙中山的概况及其所出论著
半个多世纪来的台湾孙中山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4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蒋介石、蒋经国统治台湾期间的近40年；这是孙中山研究在全岛兴起与不断发展的时期。这期间，国民党政权为应变求存，仍尊奉孙中山为“国父”，标榜以孙的遗教尤其是三民主义为施政指导思想；台湾当局甚至还相继提出过“以三民主义光复大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口号。正是出于历史继统关系，特别是现实政治需要，蒋氏父子都重视并尽力扶持孙中山学术活动的开展。在蒋介石“治台”时代(1950-1975年)，国民党当局始终以官方的意识形态影响乃至控制着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使“孙学”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历史偏见。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台湾第一阶段的孙中山研究有了快速的发展：它在“史料学派”主导下，不仅整理出版了大批具有学术价值的孙中山研究史料书，而且还撰写出版了一些颇为扎实且具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在蒋经国“主政”于台湾时期(1976-1988年)，国民党政权逐步放松了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孙中山研究的控制，开始鼓励开展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学界的不少人(尤其是“海归派”)逐渐摆脱了国民党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多元化的学术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孙中山及其周边人物的史事活动。因此，台湾第二阶段的孙中山研究工作仍有所发展前进，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台湾孙中山研究第二个时期的三、四两阶段，是李登辉与陈水扇先后上台的近20年时间。这是全岛孙中山研究在“台独”思潮及其政治势力的打压下，由发展逐渐走向衰退的时期。台湾学者华力进在1992年指出：“目前台湾地区有关国父与国父思想的研究……显然未受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而且有人更执意要排除有关研究，实有‘孙学凋零’之感”。此乃一针见血之论。李登辉阶段(1988-2000年)在推行“台湾本土化”政策的同时，对岛内的孙中山研究采取冷落、限制等政策；这迫使台湾地区政学界研究孙中山的学术气氛日趋低落。陈水扁自2000年上台后至今，一直大力推行民进党的“台独”政策；岛内这几年的孙中山研究因面临空前的政治压力和经济窘困，而不断地走向式微。
我们从台湾地区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成果的出版情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孙中山学术研究工作由盛转衰的轨迹。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50年至2004年，台湾地区共出(再)版了有关孙中山研究的学术著作359部，公开发表以孙中山(含孙文、国父、总理)直接冠名的学术论文约1652篇以上，其中，蒋介石时期的25年共出版“孙著”192部，平均每年为7.7部；蒋经国时期的12年共出版“孙著”100部，平均每年为8.3部；李登辉时期的12年共出版“孙著”56部，平均每年为4.7部；陈水扁上台后的这几年出版“孙著”约11部，平均每年为2.2部。从孙中山研究著作的出版年代来看：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专著45部，发表论文120多篇。60年代出版专著113部，发表论文近900篇；其中为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的1965-1966年，是“孙著”出版的一大高峰——约共出版专著72部，论文740多篇。70年代出版专著56部，发表论文近40篇。80年代出版专著91部，发表论文近160篇；其中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前后的1980-1982年约出版专著45部，是“孙著”出版的小高峰期。90年代出版专著43部，发表论文140余篇。进入新世纪后的几年中出版专著11部(多为研讨会的论文集)，发表论文290多篇——在此需指出的是，台湾这几年多次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每次都有不少岛外的学者撰文参加，其“孙学”论文数的回升，并不能掩饰本身孙中山研究日趋不振的现实状况。
若从论著之内容来看，以上的359部台版孙中山研究著作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一)论述孙中山生平活动与革命行谊的传记62部，约占著作总数的六分之一。这里面的代表作首推吴相湘之巨著《孙逸仙先生传》上下册，另还有傅启学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传》、陈健夫的《国父全传》、胡去非主编、吴敬恒校的《孙中山先生传》等等。这些孙中山传记篇幅详略不等，皆分别记叙了传主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理想与实践活动。
(二)研究孙中山思想的论著超出220部，约占台版“孙研”著作数的62％左右，其内容涵盖了孙思想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其思想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有80多部(含论文集)。如蒋一安主编的《中山学术论集》两册、《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及《国父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等；专门研究三民主义思想的专著约有50多部。如罗刚所著的《国父思想之研究》、陈鹏仁的《孙中山先生思想初探》、陈仪深的《中山先生的民主理论》等等；研究孙中山思想形成渊源问题——即其与中西方文化之关系的专著有20多部。如林子勋的《国父与西方文化》和《国父学说与中国文化》等；专门研究孙中山哲学思想的 专著，有崔载阳的《国父哲学研究》及任卓宣的《国父哲学原理》等十几部；专门研究孙中山国防军事思想的专著，有刘詠尧主编的《国父的国防学术思想研究集》与陈叔渠的《国父军事学说》等七八部；专门研究孙中山教育思想的专著，有任卓宣的《国父教育思想》与何名忠的《国父思想与我国乐教》等六七部。此外，还有些著作专门研究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外交思想、人口思想、大同思想、医学思想、群众战和心理战理论等——各类之数量由一两本到五六本不等。由此可以看到，台湾学术界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既注意到其重要思想研究的深度，又照顾到研究其各种思想的广度。
(三)研究孙中山勇往直前、愈挫愈奋革命践行的专著有20多部。其中有些记叙了他开创中国正规民主革命的战斗历程。如许师慎编注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等；有些专门论述了他领导党人和民众进行武装反清的革命实践。如周光斗的《国父十次革命战史》等；有些专门考察了他所开展的革命宣传活动。如洪承业的《国父革命宣传志略》上下册和任卓宣的《国父与思想战》等；有些专门探讨了他的组党实践。如《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4册及任卓宣的《国父与组织战》等；有些概述了他30年来的革命践行。如蒋永敬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祝嘉祥的《国父群众战之理论与实践》等。
(四)研究孙中山之革命救国活动与亚欧美各国政府，尤其是友好进步人士密切关系的专著有20多部。其中有罗香林的《国父与欧美之友好》、陈固亭的《国父与日本友人》和《国父与亚洲》、项定荣的《国父七访美檀考述》、郑彦菜的《国父在海外》、陈三井的《中山先生与法国》等。
(五)研究孙中山的革命奋斗与我国港澳台地区、洪门会党和海外华侨之关系的专著有十几部。其中主要的有李进轩的《孙中山革命与香港》、郭展礼的《孙中山先生与澳门之研究》、张瑞成的《国父孙先生与台湾》；庄政的《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张大谋的《孙文博士与中国洪门》；刘伟森的《孙中山与美加华侨》、张希哲等编的《华侨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
(六)孙中山晚年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客观存在而无法回避，台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观点出版了几部专著。其中有崔书琴的《孙中山与共产主义》、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林初耀的《孙中山的容共经纬之研究》、周谷的《孙中山与第三国际》等。
(七)台湾还有一些研究著作分别论述了孙中山的宗教信仰、人格风范，及其言行对当代世界尤其是中国各方面走向现代化的巨大影响。其中要者有刁德贤的《孙中山先生与基督教》；华中兴的《中山先生政治人格解析》、庄政的《国父生活与风范》；郑竹园的《孙中山思想与当代世界》、林诗辉的《孙中山先生与中国现代化之研究》等。
总的来说，台湾学术界50多年来在研究孙中山方面还是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它们从不同角度和方方面面，充分彰显了孙中山思想学说的博大精深，及其革命践行的愈挫愈奋，论述了他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事业所建树的宏伟勋业，及其思想实践活动对亚洲乃至世界人类进步事业的巨大影响。台湾学界的这些研究成果，尽管还存在不足，——如有些著作注重史事的直叙罗列，缺乏深入学术研究，有些著作不顾史实，过分谥美甚至神化或歪曲了孙中山，另还有些带政治与历史偏见的牵强应景之作等；但也有部分论著史料丰富，立论平实，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应该说，台湾的孙中山研究成果，无疑是构建我们中华民族整个现代学术殿堂的组成部分。
三、台湾政学界关于孙中山评价的几大问题
台湾政学界半个世纪来对孙中山的研究评价，涉及他的方方面面。因限于篇幅，现仅择其几个主要问题上的学术观点，简扼述评之。相对于台湾所版的众多学术论著而言，这样做难免有浮光掠影之嫌，不过我以为还是能斑窥见全豹。
首先，台湾政学界对孙中山的总体评价，前后曾有过一些变化——由神化渐入化。即将这位备受尊崇的国父从完美无缺的“神”，逐步还原为有血肉、有缺点甚至错误的人，从而使人们对孙的认识日趋于平实客观而贴近史实。这显示出其学术研究进步的一面。
由于孙中山一直是国民党内权威至高、无人替代的实际领袖，所以他去世后很快就被神化起来。这种情况直延续到蒋氏父子“治台”时期。台湾《传记文学》的主编刘绍唐曾发出慨叹说：“现在我们还没读到一本生动的、完整的”孙中山传记，对孙先生“我们所知道的多只是止于宣传的一些神话”，而对他“那多姿多彩的一生都不甚了了”。美国著名汉学家韦慕庭也指出：“认识‘真正的’孙中山是有着许多困难的……在他逝世以后，一个神化的过程就开始了”，“那些十分了解孙中山的人所写的是阿谀奉承之作”；“孙博士的被人们神化，已经制造出了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和扭曲变形的历史真实。它把孙中山的个人特质弄得模糊不清，并将他的大多数革命同志投人朦胧暗影之中”。事实确是如此。在台湾所出版的孙中山研究著作中，吹捧夸誉孙的话比比皆是。如有人为了证明“国父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旷古绝今的伟人”，就说他出生时的“啼哭声”也与一般婴儿不同：“这一阵啼声，好像黎明前的号角，唤醒了全村村民，也唤醒了全国四万万同胞，一位伟人诞生了”；有人强调日：“我们可以说孙先生是天生的伟人，一点不算过分”；还有人说：“国父天纵睿智，先知先觉……顺乎天，应乎人，故能领袖群伦，承前启后”，成为“德被生民，功垂百代，言为世训”的不朽伟人。总之在他们看来，孙中山乃“天生英姿”的圣人，“国父是非常之人，才能建立非常之业”。而神化的孙中山不可能有缺点或过失。黄季陆1976年曾作这样的解释：“大家对国父太敬重，不愿以怀疑的精神来研究，对许多问题也不愿提出怀疑的意见”。
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进步，孙中山在台湾学术界逐渐走下了神坛，变成了有缺点错误的革命领袖和国父。早在70年代末，台湾学者张玉法就对神化孙中山的做法提出过批评，认为“研究孙中山先生……应该有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要写得生气活现的，把他写成一个群众领袖，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圣人。一般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人常抱不敢怀疑的态度……实不合于研究的态度。遇有疑处即该大胆地怀疑……一定要透过客观的研究，才能了解孙中山先生革命人格的形成和孙中山先生真正的面貌，从而有所崇敬和效法”。这一看法很快为台湾不少学者所接受和认同。近20多年来，有些人认为“对中山先生人格形成的研究……应从其天赋、家世、家境、时代、求学经过、革命历程等方面做多方面考察”，它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学习的影响高于先天本能的遗传”有人指出：国父所以成为无与伦比的伟人，“不是简单偶然的：第一有他的先天禀赋、聪明睿智；第二有他的博学深思、格物致知的功夫；第三有他的努力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还有人强调：“孙先生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他不是神，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是老百姓之中的 一个。”“其实，他也犯了不少重大的行动上与思想上的错误。”我们对其缺点错误，“必须心热头冷地加以正视研讨”。孙中山是“中国的华盛顿……其集众人之智以建国家宏图之智慧，去华盛顿尤远”。这话虽不免偏激，但作者将孙中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来进行研究是可取的。
其次，台湾政学界充分肯定孙中山创建民国和提出三民主义两大历史功绩，称颂他是“坚贞不二的爱国者”与“不屈不挠的革命家”，是“世界伟人”和“一代革命导师”。有些人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数千年的帝王专制，其重要性远超过秦始皇的统……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划时代的思想巨构……成为革命与建国的理论基础”；他创立民国和三民主义学说，“论事功远超过汉武，论人格直追孔子”。有人认为“国父不独为缔造我中华民国诞生之圣哲，实为复兴亚洲民族之导师，而又为救人救世指引人类同趋于‘三民主义大同世界’之先驱”。更有人强调：“国父孙中山先生毕生秉持‘博爱’及‘天下为公’的精神，领导革命，建立民国，进而手创三民主义，绘制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之兰图，为中国迈向现代化树立宏规。其丰功伟业，震古烁今，乃为两岸人民共同崇敬的伟人”；“中国有他，是中国之幸；而亚洲有他，是亚洲之幸；世界有他，是世界之幸”。或谓“总理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丰绩伟业，比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尤多令誉”。显然，台湾政学界对孙中山的肯定评价，主要集中和重在他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实践，而未及其晚年的伟大贡献。
再次，台湾政学界在论及孙中山政治学说渊源问题，即其三民主义与中西方文化之关系时，说法见仁见智。其中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一是孙中山承袭光大了儒家道统文化说。有人认为是孙中山使“奄奄一息”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复活过来，重放异彩”；“三民主义是继承着中国几千年来一贯的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不过是加以发挥，使其更完全、更伟大，而与时皆进”。有些人指出：“国父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结晶和民族美德的遗传”，“可以说是‘道统’”；我们说“孙先生是继承了尧舜以至孔子的道统，是很对的”；他是“中华道统的传人和继承者”，“其所创之三民主义，乃中华文化之结晶，亦集道统文化之大成”。以上这一看法，与孙之学说主体实为西学客观史实大异径庭。二是孙中山融贯中西文化说。不少学者都认为：“国父孙中山先生之思想言论，实萃中外之精华，集古今之大成”，“他倡导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那更是集合古今中外的思想而为一种融和后的创进”。有些人具体指出：“孙中山先生……一方面承受了孔子所集的大成，另方面又吸收了欧美各国文化的精义。如古希腊的民主思想，耶稣基督的博爱精神，近代法国的自由平等，及美国的三权分立，都被国父冶为一炉，而加以融合创新。此外再益于国父自己的聪明睿智，‘集中外之精华，防一切之流弊’，乃为我们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革命的准绳，建国的典范。”又谓：“孙先生之伟大，乃由于他既继承了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民主科学的进步思想，而构成了他伟大的新思想体系——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还说：“(中山)先生之政治思想会通中外，融旧铸新：采中国固有之原理为基础，以西洋现代实学为内容……继承正统思想，绝不食古不化，撷取欧美之所长，绝不照单全收。他学贯中西，博采古今学术思想，截长补短，知所取舍，然后加上自己的独特创见，熔铸成完美周全的思想体系。”以上的看法较为客观可取。因为孙中山本来就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杰出代表人物，而不是儒家道统文化的传人。
复次，台湾政学界几乎都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是全民革命，而不承认其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秦孝仪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辛亥革命，本质上是全民革命，绝不是中共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础，乃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唯物论者绝不相容。”张玉法等则列出了“六大理由证明它是全民革命”，其中有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没有形成一股阶级力量”、孙中山“不是资本主义取向的革命家”及“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可以说是来自各个阶级”等等。他们所这样看此问题，正如我国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在《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一文中所指出的：一是其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足，二是其反对用唯物史观来探究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事实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最迟到在1904年后已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它的政治代表孙中山等及其组建的政党中国同盟会，担负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方案，以谋求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台湾学者否认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论点，不符台历史原来的状况。
最后，台湾政学界大多数人不能正确对待与评价孙中山晚年的转变和进步，不惜曲解甚至诬诋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和践行。美国的一位学者曾指出：“台湾的一些学者对国共合作这个问题过分敏感，不能畅所欲言。”黄季陆也坦言：孙“先生革命运动的决策，最容易引起争论的，就是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和‘联俄容共’等问题”。对此问题，台湾学界大致有以下6种说法：一是认为孙中山“联俄容共”是一时之权变与策略。如有人说：“中山先生……在晚年曾实行过联俄容共”，“事实上，联俄容共祗能说是一时的策略。这种策略当然是富于革命性的”；或认为中山先生的“权变包括了说服、联盟、妥协等行动，如……联俄容共等等”。二是不承认孙中山晚年施行过三大革命政策。如有人指出：“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三大政策’，所谓‘三大政策’实际上是出自俄人鲍罗廷和中共的捏造。”又说：“中共把联俄容共与‘扶助农工’说成所谓三大政策”，“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内容”，“实在是别有用心”。三是将晚年实行联俄容共的孙中山打扮成“反共抗俄的先知先觉”。有人胡说孙“是全世界最早最有力的反共抗俄理论家与实践家”，“其后的联俄容共政策，亦是一种积极的反共政策”。或谓“中山先生在逝世以前……对中共党徒，正和对苏俄一样，都曾存有戒心”，他将共产党人“收容到国民党里来，由他领导着与国民党原有的党员共同推进国民革命，未尝不是一个指引他们走向正路的方法”。四是指责孙中山晚年“联俄容共，引狼入室，造成国族浩劫”。如有人认为孙联俄是“吞下了苏共‘包糖衣的毒药’”，其容共则使国民党“成了中共的‘宿主’”，结果“付出了伤筋动骨的惨痛代价”；“国父爱国适足于容国”，“遂造成对国民党及中华民国的极大的灾难”，“甚至祸遗中国人的子孙万代”。五是妄图将国民党右派背弃孙中山革命政策、分裂首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罪责，转嫁到苏俄和中共身上。如有人说：“促成国民党、孙中山采取联俄容共——所谓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主要是苏俄的主动。其动机并非厚爱于孙中山、国民党或中国，而是要为她在中国的凭借——中国共产党找一凭借……为赤化世界的准备”；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最终目的，是凭借国民党来发展自己，同时使国民党变质，趁机吸取其精英分子，一旦时机成熟，即可移花接木而李代桃僵，取代国民党建立政权，成为苏俄所盼望的中国凭借。……苏俄此一策略，本已大有成效，但因操之过急，引起国民党的警觉与反共，因国民党清党分共而失败”。六是近年来有人承认孙中山晚年在进步，指出“民国十二、十三年的中国国民党改组”，除受“外来因素直接影响”外，更有“中山先生和他周围的革命党人内发自我追求革新的动力”，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后，“已热切地寻求党的改造方法与建设新中国的方案”，并充分肯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首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中国国民党史，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等大事”，它“代表着革命事业的再起，已揭开了中国政治的新纪元”。
以上的6种说法，除最后一种外其余太多同孙中山晚年思想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这显示出台湾学界对孙晚年研究的敷衍与薄弱，及其学术见解有政治化之痕迹。历史活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忠心诚意实施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及掀起国民革命运动新高潮的客观史实与伟大功绩，是曲解不了和抹杀不掉的。关于这些问题，本人已有5篇论文分别作过专门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作者简介]周兴樑(1944-)，江西赣县人，现为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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