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芭娜娜原名吉本真秀子,1964年生于东京,其创作以小说为主,还有随笔、散文、游记、对谈录等。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她在当代日本文坛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本论文围绕吉本芭娜娜创作展开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吉本芭娜娜文学的语境、“超现实”的表现手法、“梦境”的表现手法、“旅行”主题、“幸福”主题、被“阉割”的男性形象、“越轨”的女性形象等方面,从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多视角来探究其独特之处及成因。吉本芭娜娜文学,是在日本进入后工业社会时期流行起来的,而其流行本身也成为日本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文坛标志性现象之一,究其原因,就是吉本芭娜娜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后工业时代的人生状态,其中既有外在生活的状态,更有内在心理的状态。从文学史语境来看,吉本芭娜娜传承了日本文学传统的“物哀”与“幽玄”,又将日本文学传统做了许多的变形处理。她以细腻的笔触,将“物哀”的审美意识运用于爱情、亲情、社会、自然诸领域,将“物哀”这一日本传统美学沉淀于作品深部,发掘现代生活中的“物哀”美,并使其得以传承。吉本芭娜娜通过占卜、通灵、心灵感应、梦境与现实合一等叙事手法,以新颖的、异于寻常的叙述方式,传承了日本传统的“幽玄”美意识,其本质仍然是以想象的方式传达后工业社会人们真实生活的体会。吉本芭娜娜文学中将“超现实”营造成了一个精神体系,构成了她文学风格的重要一环,从“超现实”的哲学层面来看,超现实是一种能力或者说是一种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可以选择在异世界生存,也可以选择回到现实生活中;豁达地面对死亡,甚至欣赏死亡这一吉本芭娜娜小说中独特的死亡视角;以及人类需要真正尊重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调和,大自然才能够反作用于人类,并帮助人类的生态观。从“超现实”的意象层面来看,吉本芭娜娜的作品中有很多水的意象、月的意象。水常常表示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对立,但是另一方面,又是联结此岸与彼岸的桥梁,生者与死者可以在其中相会。而那些被夺走的生命似乎由高悬在夜空中的明月来连接着,它似乎在冥冥之中统一了阴阳两界。关于月亮的描写,永远都透着一抹神秘的色彩。从“超现实”的美学层面来看,色彩与声音神秘莫测而又充满魅力,也是“超现实”的意象唯美化的表现。吉本芭娜娜对于梦境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她不只是以梦境表现人物的潜意识。在她的小说里,关于梦境有两种典型的描述:其一是以现实生活为投影的梦;其二是与历史、现实、未来时空融合的梦,非常神秘。前者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去解释,即梦是潜意识的呈现,是现实生活的投影。后者则是将梦境当成人生重要的一部分,首先是和醒着时的现实一起构成了生活本身,进而还会奇妙地影响于醒着时的现实,甚至现实反而成为了梦境的投影。也就是说,在吉本芭娜娜创造的文本世界里,现实可以是梦境在物质世界中的变形呈现。这或许是吉本芭娜娜想象力最绚丽、最奔放的一面,也构成了她小说的文学魅力最奇妙的奥秘。梦境不仅和现实时空,而且也和历史、未来的时空融合,梦是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时空联结。梦境中出现的对象和实际上的人其实是不同的,但是在做梦者的心中,则会无意识地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产生对现实的某些误解。这是真实的梦境,也是与回忆混合在一起的梦境,可以说是吉本芭娜娜延展叙事空间的一种技巧。旅行既是对“家”的逃离,也是对“家”的回归——在象征意义上,是回归精神之“家”,在现实意义上,则是回归物质之“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旅游在吉本芭娜娜的小说中经常承担起表现人物逃避现实的叙事功能。这些旅行有两个奇妙之处,一是稍纵即逝的景色却仿佛在时空中成为永恒,二是微小的快乐也会成为忘不了的回忆。最终,无论是爱情之旅还是亲情之旅,通过对以往生活的回忆往往都能将人与人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旅行成为一场盛大的回归,旅行者追求的不再是“另一种生活”,而是回到日常的生活。追寻幸福是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与社会需求,吉本芭娜娜作品呼唤着人们在快节奏的、近似残酷的物质至上的现代社会中来发掘温暖,寻找安慰,寻求幸福。寻找幸福的过程注定不是一路坦途,而理应是不断地自我救赎、不断地自我感悟、进而获得新生的心路历程。从《月影》中期盼幸福的未来开始,对“幸福”一直是持续找寻的。在感悟到幸福的历程中,人物总能从爱情,家庭、日常生活中体验到幸福。爱情甚至可以改变人生轨迹,由爱情感悟到的幸福就是与心爱的人在一起的感觉,那是让自己从所处的这个被尘埃遮蔽的复杂世界里,重新回到最初的、最简单的原点。吉本芭娜娜文学中家庭形式多样,固有的血缘家族观逐渐被弱化,作品多角度、多层次地渲染了家庭亲情之幸福对于当下内心疲惫的都市人的重要性,能使人心灵得以慰藉,内心得以治愈。另外,吉本芭娜娜从不同视角来发现幸福,体验幸福,并与我们一起来分享幸福,是一个大胆追向幸福的人。几乎每部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在追寻幸福的路上。随着创作时间的推移,对幸福的认识也愈发深刻——幸福与金钱、地位、名利无关,幸福是实实在在地发自内心的感悟以及对生活的日常性把握。吉本芭娜娜文学中“幸福”主题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将或平凡或奇特的日常生活从时间漫长的流逝之中提纯出来,将时间神圣化,从而将日常生活诗意化。吉本芭娜娜小说中男性人物形象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普遍缺乏一般理解中的“男子气概”或者“阳刚之气”,从传统的性别观来看,吉本芭娜娜笔下的男性都“不像男性”。但这绝非说吉本芭娜娜对自己笔下的这些形象缺乏感情或持贬损态度,她如此设置自己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实则有着更深刻的观察视角与文化史语境。吉本芭娜娜笔下的男性形象,多是俊朗的、清秀的,和花草树木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除了外在形象的“少女化”,吉本芭娜娜笔下的男性在性格上也具有女性化的特征。吉本芭娜娜笔下的“家庭”,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而是呈现出更加散漫、自由的组合形式,或者称之为“异类家庭”。家庭中的男性,一类是父亲,一类是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如弟弟、哥哥等。“父亲”,绝大多数是以一个背景化的形象出现的,在多元立体的女性形象面前,家庭中的男性“父亲”则显得几乎“透明”。因为他们身上的元素几乎可以很快地被读者挖掘出来,而他们身上的特质也往往是单方面的,不及女性形象的丰富和多元的。如果说将吉本芭娜娜小说中男性人物形象的审美特质称为“不足”,那么她的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审美特质则无疑可用“有余”来概括。“有余”表现在强烈、不羁的个性,也表现在超现实的能力,这些“有余”给女性带来烦恼,也让这些女性能够从烦恼中努力挣脱。吉本芭娜娜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具有超能力的女性。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历了悲惨遭遇的女性,游离在社会的边缘,最终通过自身的力量获得了治愈。第二类是具有操纵自然界某种力量的女性,身上具有大自然的灵性,在远离尘嚣的地方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是也通过一些渠道和城市生活存在联系。第三类是超然物外的神秘女子,她们的出现往往为主人公提供了一种疗愈的可能,是主人公由痛苦绝望走向新生的关键。吉本芭娜娜的作品中,以女性为“我者”展开的,畸恋占据着令人咋舌的比例。吉本的小说中乱伦、同性恋、婚外情、三人混居屡见不鲜,但是吉本芭娜娜并没有对这样的畸恋进行道德评价,在吉本芭娜娜眼中,她甚至认为跨越各种限制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吉本芭娜娜笔下的女性多是年轻女性,她们按照其性格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温柔善良的青春美少女,另一类女性则性格要鲜明得多,如《N·P》的萃与《鸫》中的鸫,她们刁钻任性、具有叛逆精神,又往往具有强烈的生命意志和丰富情感。吉本芭娜娜笔下的少女,往往经历了生离死别,承受了失去至亲的痛苦,但是她们通过旅行、通过别人的帮助,通过和梦境中的自己的不断对话,通过超能力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最终得到了心灵创伤的疗愈。除此以外,和少女相对的,芭娜娜也塑造了一批母亲(或祖母)的形象。不同于家庭生活中父亲的缺失,在吉本芭娜娜的笔下,母亲往往在一个家庭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吉本笔下的母亲大致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母性光辉的母亲,她们即使在遭受现实的重大打击(如爱情和婚姻的失败,亲人的去世等)依然会承担起母亲的责任和义务,尽心尽力地培养子女,从来不会放弃自己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第二类则是责任缺失的母亲,她们在遭到男性的抛弃后,无力抚养子女,甚至对自己腹中的孩子带有一丝憎恨之情,这类母亲的子女往往命运悲惨。吉本芭娜娜更多地把目光投射在第一类的母亲形象上,并着重突出了她们身上的现代女性特质。可见,这一类母亲形象绝非传统印象中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她们承担作为母亲的责任的同时,也勇于跨出家庭束缚去追求自己的个性、爱情的自由以及事业的成功。可见在吉本芭娜娜的观念中,女性寻求心理治愈的方法之一就是融入现代社会中,在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并逐渐治愈自己心灵的伤痛。吉本芭娜娜肯定了母亲作为现代女性对自由、爱情、个性与事业的追求。在受到创伤之后能够寻求治愈的可能,并把自己真正地融入社会、融入家庭中。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足以证明吉本芭娜娜对现代女性品质的高度肯定与重新定位。总之,吉本芭娜娜的丰富创作以及流行,是世纪之交日本文学界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吉本芭娜娜小说的创作与流行都有其时代性,具体来说就是后工业时代大众的社会风尚、心理状况与阅读习惯。吉本芭娜娜的“才气”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理解:技巧层次、心理层次、艺术层次。吉本芭娜娜塑造人物形象时,在“性别”维度上具有强烈个性;究竟如何看待吉本芭娜娜文学的“治愈”性质关乎文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