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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读何方先生的文章是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李慎之先生突然病逝。我向朋友们倡议，同李慎之生前友好广泛征稿，编辑《怀念李慎之》文集。当时何方先生写了本书（《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编者注）中的《悼慎之》一文，通过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赵梅女士转交给我，我才知道李慎之有一位交往几十年的老友名叫何方，年龄比李慎之稍长。因为我对何方先生大半辈子从事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缺少关注，所以对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竟一无所知。
又过了几个月，我到何家栋先生家小叙，他向我推荐了何方的四篇文章，即《党史笔记》中的四个章节。内容主要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再认识，再反思。我读后感到分量颇重。作者既是严谨的学者，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又是大彻大悟的思想者，不但史料扎实，逻辑周密，在恢复历史真相方面有大面积突破，振聋发聩的新鲜见解也触目可见。正巧有外地出版人来京，问我最近发现了什么好的选题和作者。我跟他说，读到何方研究党史的文字，不同凡响。他听了我的介绍，便问可否认识何方先生。于是，我给何方先生打了一个电话。他虽然没见过我，但收到了我编的《怀念李慎之》，所以爽快地同意我们前去拜访。
何方先生对我很热情。因为此前已有耳闻。何老说，李慎之的活动能量大，一些人我先认识，介绍给李慎之，后来却成了他的朋友。何老侃侃而谈，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时常跳出，令人耳目一新。我当时正在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口述历史》丛书，马上意识到，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于是，我问何老，是否有兴趣做口述历史。如果愿意，可以由我太太邢小群和他一起做。何老此前看过邢小群一些口述史学作品，印象不错。当时他的《党史笔记》一书尚未杀青，正在加紧笔耕。我说，口述采访不影响写作，精神上也是个调剂。于是，他同意由邢小群对他采访。邢小群先后采访了二十多次，每次半天。我也参加了两次。当时邢小群还不会开车，从我家到他家直线距离十几公里，但乘公共汽车要绕行三十公里，换三次车，每一趟要花两个多小时。与何方交谈以后，小群梳理成稿，再请何方夫人宋以敏老师订正人名地名，打印出来，交何老修改润饰。何老做了一辈子文字工作，别人整理的稿子，总觉不如自己的行文合意。于是，他又在口述史的基础上从头写过。特别是书的最后部分，他要系统表达自己对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思考，所以完全是口述之外的发挥。此书最后取名《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在香港出版。我们夫妇也成了何方夫妇的忘年交。
过去，何方先生的影响主要在外交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他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在日本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上世纪80年代，他曾追随李一氓、宦乡等人向中央建言，改变“当今世界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判断，确认世界早已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放弃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战略。这些意见經过一番周折，终于为决策者接受，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1990年代，他又提出对日外交新思维，力主排除中日友好的思想障碍。《党史笔记》和《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出版后，年逾八旬的何方先生一下子走进公共空间，得到其他领域诸多名人的激赏。杂文家曾彦修比他年长，读后感慨：朝闻道，夕死可矣。散文家章诒和拿到何方的书说，我舍不得一下子看完，每天看一点，慢慢享受。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读了何方的书，与他一席谈，惊呼：横空出世！还有史学家余英时、哲学家李泽厚，都对这两部书称赞不已。
这两部书再好，因为是香港出版，内地普通读者一卷难求。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何方著作，还是他研究国际问题的旧著。如今，何老这些年怀念师友的二十篇文章结集成册——《何方谈史忆人》，可使内地读者有机会从一个侧面，领略他思想家的风采。
书中有关张闻天夫妇的篇幅最大。张闻天是对何方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把何方引入外交领域和高层政治生活。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落难，也让何方饱尝二十年挨整之苦。在高压之下违心地批判张闻天，使何方的内心长期感到不安。改革开放以后，对张闻天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并没有一步到位，相当长时间里，连他在1935年以后数年里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共领导工作的历史事实也得不到承认。这都成为何老耄耋之年改行研究中共党史的心理动力。他查阅了大量文献史料，结合张闻天夫人刘英口述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求实辨伪，秉笔直书，反思党史编纂学的积习，还张闻天本来面目，也还历史本来面目。
李一氓是另一个对何方影响很大的人。在与何老多次接触中，我不时听到他真诚地流露出对氓公的敬意。他家客厅里一直挂着氓公所赠的墨宝。人们或许知道李一氓1920年代是北伐军的要人，1930年代是著名的左翼文化人，晚年是外交新局面的开创人，古籍整理方面的挂帅人，却很少有人把氓公和民主主义挂钩。何老却推重氓公是这方面的一位领军人物，他的看法，可能会给当代思想史提供一个新的坐标。
何老其他文章或长或短，追忆的都是在人格上认同的师友。他多年为高层起草文件，文字以精练准确见长。回忆文章属于散文的一种，他的散文保持了行文一贯的精准，兼得中国古典文学的神韵，寥寥数笔，不事渲染，却相当传神，相当感人。何方先生参加革命前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参加革命后如饥似渴地恶补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至今说起中外文学名著如数家珍,出口成诵。人们想不到的是，他还有很好的木匠手艺。“文革”期间下放劳动，他成了木匠，现在家里还珍藏着当年自制的木工用具。何方先生的思维也像木匠活儿一样，逻辑严密，一丝不苟，见棱见角，锋快犀利。不论评说历史，还是审视现实，绝不人云亦云，含糊其辞。章诒和今年发表了两篇长文，触及文化名人卧底、告密问题，引起很大争议。一些资历相仿的老同志不赞成揭疮疤，而何方则旗帜鲜明地对章诒和表示支持，使她颇受鼓舞。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今年何老已经八十有七。从延安走来的一代人，正在历史的舞台上谢幕。像他这样思想高瞻远瞩，人格特立独行，笔下雄风不减，行文必求新意的人，确乎已经不多了。借《何方谈史忆人》出版之际，我衷心祝愿何老身体健康，继续言说，这将是读者之福、中国学术思想之福。
（作者系文史学者）
又过了几个月，我到何家栋先生家小叙，他向我推荐了何方的四篇文章，即《党史笔记》中的四个章节。内容主要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再认识，再反思。我读后感到分量颇重。作者既是严谨的学者，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又是大彻大悟的思想者，不但史料扎实，逻辑周密，在恢复历史真相方面有大面积突破，振聋发聩的新鲜见解也触目可见。正巧有外地出版人来京，问我最近发现了什么好的选题和作者。我跟他说，读到何方研究党史的文字，不同凡响。他听了我的介绍，便问可否认识何方先生。于是，我给何方先生打了一个电话。他虽然没见过我，但收到了我编的《怀念李慎之》，所以爽快地同意我们前去拜访。
何方先生对我很热情。因为此前已有耳闻。何老说，李慎之的活动能量大，一些人我先认识，介绍给李慎之，后来却成了他的朋友。何老侃侃而谈，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时常跳出，令人耳目一新。我当时正在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口述历史》丛书，马上意识到，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于是，我问何老，是否有兴趣做口述历史。如果愿意，可以由我太太邢小群和他一起做。何老此前看过邢小群一些口述史学作品，印象不错。当时他的《党史笔记》一书尚未杀青，正在加紧笔耕。我说，口述采访不影响写作，精神上也是个调剂。于是，他同意由邢小群对他采访。邢小群先后采访了二十多次，每次半天。我也参加了两次。当时邢小群还不会开车，从我家到他家直线距离十几公里，但乘公共汽车要绕行三十公里，换三次车，每一趟要花两个多小时。与何方交谈以后，小群梳理成稿，再请何方夫人宋以敏老师订正人名地名，打印出来，交何老修改润饰。何老做了一辈子文字工作，别人整理的稿子，总觉不如自己的行文合意。于是，他又在口述史的基础上从头写过。特别是书的最后部分，他要系统表达自己对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思考，所以完全是口述之外的发挥。此书最后取名《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在香港出版。我们夫妇也成了何方夫妇的忘年交。
过去，何方先生的影响主要在外交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他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在日本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上世纪80年代，他曾追随李一氓、宦乡等人向中央建言，改变“当今世界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判断，确认世界早已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放弃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战略。这些意见經过一番周折，终于为决策者接受，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1990年代，他又提出对日外交新思维，力主排除中日友好的思想障碍。《党史笔记》和《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出版后，年逾八旬的何方先生一下子走进公共空间，得到其他领域诸多名人的激赏。杂文家曾彦修比他年长，读后感慨：朝闻道，夕死可矣。散文家章诒和拿到何方的书说，我舍不得一下子看完，每天看一点，慢慢享受。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读了何方的书，与他一席谈，惊呼：横空出世！还有史学家余英时、哲学家李泽厚，都对这两部书称赞不已。
这两部书再好，因为是香港出版，内地普通读者一卷难求。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何方著作，还是他研究国际问题的旧著。如今，何老这些年怀念师友的二十篇文章结集成册——《何方谈史忆人》，可使内地读者有机会从一个侧面，领略他思想家的风采。
书中有关张闻天夫妇的篇幅最大。张闻天是对何方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把何方引入外交领域和高层政治生活。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落难，也让何方饱尝二十年挨整之苦。在高压之下违心地批判张闻天，使何方的内心长期感到不安。改革开放以后，对张闻天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并没有一步到位，相当长时间里，连他在1935年以后数年里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共领导工作的历史事实也得不到承认。这都成为何老耄耋之年改行研究中共党史的心理动力。他查阅了大量文献史料，结合张闻天夫人刘英口述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求实辨伪，秉笔直书，反思党史编纂学的积习，还张闻天本来面目，也还历史本来面目。
李一氓是另一个对何方影响很大的人。在与何老多次接触中，我不时听到他真诚地流露出对氓公的敬意。他家客厅里一直挂着氓公所赠的墨宝。人们或许知道李一氓1920年代是北伐军的要人，1930年代是著名的左翼文化人，晚年是外交新局面的开创人，古籍整理方面的挂帅人，却很少有人把氓公和民主主义挂钩。何老却推重氓公是这方面的一位领军人物，他的看法，可能会给当代思想史提供一个新的坐标。
何老其他文章或长或短，追忆的都是在人格上认同的师友。他多年为高层起草文件，文字以精练准确见长。回忆文章属于散文的一种，他的散文保持了行文一贯的精准，兼得中国古典文学的神韵，寥寥数笔，不事渲染，却相当传神，相当感人。何方先生参加革命前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参加革命后如饥似渴地恶补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至今说起中外文学名著如数家珍,出口成诵。人们想不到的是，他还有很好的木匠手艺。“文革”期间下放劳动，他成了木匠，现在家里还珍藏着当年自制的木工用具。何方先生的思维也像木匠活儿一样，逻辑严密，一丝不苟，见棱见角，锋快犀利。不论评说历史，还是审视现实，绝不人云亦云，含糊其辞。章诒和今年发表了两篇长文，触及文化名人卧底、告密问题，引起很大争议。一些资历相仿的老同志不赞成揭疮疤，而何方则旗帜鲜明地对章诒和表示支持，使她颇受鼓舞。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今年何老已经八十有七。从延安走来的一代人，正在历史的舞台上谢幕。像他这样思想高瞻远瞩，人格特立独行，笔下雄风不减，行文必求新意的人，确乎已经不多了。借《何方谈史忆人》出版之际，我衷心祝愿何老身体健康，继续言说，这将是读者之福、中国学术思想之福。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