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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入历史制度分析方法,并综合运用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建立了一个适合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长期变迁过程及其相关的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综合研究,使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史的研究在更为宽广的历史与理论背景下得到拓展与深化,从而使中国这一独特的制度模式得到更为全面、系统地解释与说明。除了第一章绪论之外,论文的主体共分为六章,按照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渊源-形成-发展-衰落-恢复与重建”过程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出台与实施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最后一章即第八章为基本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第二章对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医疗互助共济的历史传统进行了探索与分析。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在儒家“疾病相扶持”理念的作用下,官府对贫民的医疗救济与民间社会的医疗互助共济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一方面官方致力于行政力量对该领域的渗透；另一方面,民间社会也努力将自己的医疗互助行为纳入到官方管理体系中。因此,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在一些地区、一定时期也形成了官民协调共治、互助共济的景象,为近代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第三章对民间社会人士、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及卫生事业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形成进行了阐述与比较分析。虽然三股力量对农村合作运动都倾注了一腔热情,但由于政治立场及对待农民的态度等的不同,对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积极性有很大的差别。比较而言,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合作运动与医疗卫生合作事业最为成功,它巧妙地利用了农村互助共济的文化传统,注重“自下而上”地将民间的非正式规则加以总结、提升,转化为正式的制度规则,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顺应并满足农民的现实需要。这种制度模式既注意到了制度的“演化论”,又具有“构建论”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因此,近代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形成,尽管由西方合作运动所引发,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仍然是植根于中国古代互助共济的文化传统。
第四章首先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简要概括,然后对随着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发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追踪探索,最后对建国后不同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动冈与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建国后至农业合作化运动前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虽然有政府的提倡和推动,但总体上还坚持了农民自愿实行、民主管理的合作原则,受到了农民的支持与欢迎。但是,它后来的冒进式发展主要是由毛泽东主席的个人魅力型政治权威推动的。
第五章首先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以及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过程进行了简要概述。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农民长期吃不饱饭的大问题,但却给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带来意想不到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使其发展由巅峰跌入低谷。中国政府曾努力恢复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效果并不明显。本章对这一过程进行阐述,并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难以恢复与重建的因为进行了剖析,指出根本的因为是由于人民公社政治体制解体与个人魅力型政治权威效应的弱化,而新的法理型权威又难以在短期内充分地建立起来并发挥其有效的作用,使合作医疗像得了疟疾一样忽冷忽热。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出台的背景、实施进展与效果、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然后对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的意愿等情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并对如何保证农民成为该政策的真正受益者进行了探讨,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关键创新之处,是通过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投入,将合作医疗由原来的一种社区医疗筹资与农民互助共济制度变为一定意义上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对广大农民的吸引力与参与率。
第八章为本文的最后一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基本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变迁及相关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表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呈现出典型的“现代传统”(黄宗智语)的特色,其发展变迁如果像在中国古代社会那样任其自然“演化”,它必然比橡树长得还慢:但若仅靠政府的强力推进去“构建”,而忽视制度的“演化”特性,其发展虽然可以像飓风那样迅猛,但结果是发展得快、衰落得也快。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必须超越“构建论”与“演化论”的分离,坚持理性构建与传统延续相统一的原则,走诱致性制度变迁之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一方面必须与村民自治体制相结合,尊重农民意愿,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另一方面,必须构建农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过程中,政府应当变福利政治思维为权利政治思维,赋予农民更多的参与权、知情权、自治权,使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权利保障的福利政策之上。这是一种更为稳健的制度建设模式,从长远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