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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经济事务的处理,仅靠私人供给和交易,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提供和保障公共服务于是就成为政府弥补市场缺陷的一个重要职能。在此背景下,公共管理学旨在帮助相关者,获取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民需求及处理公共事务所需的知识、技能与策略,以造就一个负责任、讲效率、重公平的政府。而提出和实践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管理模式,决定了政府回应社会挑战的功效。因此,笔者关于“公民参与型公共管理”概念与模式的提出,就是旨在阐释和回应当下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公共管理挑战。这个挑战的内容,一方面来自历史性的模式缺陷,即近几十年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满足了效率而丢失了民主;另一方面来自网络的信息化对社会结构的新颠覆,这种新颠覆对管理提出了“民主”、“便捷”的两大需求,从而对管理的既有的鸿沟和身份级差也提出了挑战。于是,当下的公共管理必须考虑如何建构社会的新体制,建构“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社区、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也就是说,公共管理必须重新思考公民、组织和环境的关系再造,达到政府与公民在公共政策运转的每个环节的畅通合作。这种政府与民间合作、消融主客体界限的观念与做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公民参与型公共管理”。这种“公民参与型公共管理”,不是对公共管理的语意重复,也不是对“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民参与”进行简单再包装。它隐含着一种“公民、组织、环境”的结构性和整全性变革,公民在这种新公共管理模式中,是与组织、环境这两个要素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并在这种持续地相互适应调整中,实现一种合作共享式的管理。这种管理模式(C途径)的新意可以进一步通过与公共政策学派取向下(P途径)的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学派取向下(B途径)的公共管理作对比分析,而跃显出来。目前,西方理论界对“公民参与型公共管理”逐渐达成一种目标性共识,这种共识表现在“善治”(Good Governnance)的提出和阐扬,同时西方民主政府借助畅通的社会民意渠道,在实践上也不断地摸索向之演进。而中国目前正处于从政府动员型公共管理到“公民参与型公共管理”的大变革起步阶段,这种变革走向一方面呈现出与西方公共管理交汇之势;另一方面中国在公共管理转型、演变过程中,因其国情在全球中的“独特性”,异生出了一个中间实践形态:维权回应型公共管理模式。这种中间形态的管理模式表现为:面对宪法抽象权利和具体保障之间的割裂,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用不同平台,以不同组织形式,以逆向方式,推动公共管理帕累托改进,最后演进到公民参与型公共管理新模式。在这种基本认识框架下,探索正在孕育发生着的“公民参与型公共管理”,并以中国目前的维权回应型管理方式为切入点,分析“公民参与型公共管理”在中国的实现路径,便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任务。由于中国内外部的政治经济环境、政府与公民的素质,都生发出积极的改变,这加速了公共管理大变革的步伐。当然,中国在公共管理改进过程中也相应存在着诸多不平衡问题。包括公民主体层面、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上都存在着供给与需求不匹配问题,并且伴随着公民诉求的不断上升,还在加重着社会生活和公共管理的矛盾和危机。文章对这些“风险”与“滞后”一步步厘清后,进而为“公民参与型公共管理”在中国的实践给出建议。具体主张是从公民的主体性、人际性、社会性;组织的弹性化、扁平化、多元化;与环境的合作协同关系营造,三个维度入手,一环扣一环地建构“公民参与型公共管理”在中国的实现路径。而实现这种新管理模式下的公民与政府良性互动,突破点就是继续培育、发展社团组织(非营利组织)。这是因为,通过培养发展社团组织不仅可以提供公民开发潜能、实现理想的场域,有助于组织的多维全能发展,最重要的是社团组织使公共组织更具有与外部环境调适和结合的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