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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理解和处理“文革”记忆，因为这种“记忆”不仅关涉到每个中国人的个体经验和日常生活，同时也与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思维方式和生活内容密切相关。只有在这种对“文革”的“记忆”、“讲述”和“遗忘”中，关于“未来”的想象和建构才得以生成和展开。一个事实是，“文革”的“历史”虽然已经结束，然而在“新时期”，人们还会有意或无意识地沿用“文革”的思维、眼光从事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正是以“历史记忆”的方式重现于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也可以说这是一段“重新记忆‘文革’”的文学期。因此，本论文将“文革”理解为一种“历史记忆”的方式，并致力于探讨新时期的文学是如何理解“文革”这一历史记忆以及怎样处理它的问题，这也是试图发掘80年代文学研究可能性的一种尝试。我之所以选取戴厚英和遇罗锦这两位作家作为研究的切入口，一方面是因为她们的作品密切地参与了新时期初期的这种“记忆”方式，另一方面也因为她们的个人经验、历史遭遇和女性身份与“文革”这一段历史发生了比较剧烈的“摩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作品和写作行为双重地呈现了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记忆得以生成的原因、具体构造过程、记忆特点和内在逻辑等，并与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勾连在一起。
论文包括绪论、主体、结语三个部分。
绪论部分对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记忆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大致梳理，具体说明了将“文革”看成为一种“历史记忆”的依据，以及选取戴厚英和遇罗锦为个案的原因，提出重新讨论新时期初期“文革”记忆的意义和方法。
论文第一章主要阐释新时期初期的文坛如何“理解”和“处理”历史记忆。通过对戴厚英和遇罗锦的“文革”记忆的批评、引导和规范，试图为刚刚走出“文革”的人们提供“一个现成的‘我是谁’的答案”，并以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示范性、对“五四”传统、人道主义思潮的挪用和重构，以及对50-70年代文学的历史资源的整合，重新为人们进行历史定位，同时也造就了新一轮的文学想象和文学表达，并将其带入人们的文学记忆，成为“80年代文学”叙述的基本依据。
第二章从戴厚英的特殊经历入手，对她及其小说《人啊，人!》引起的诸多争论、交锋方式和结果进行清理和重估，分析她如何在新时期的写作中进行“身份转换”并在与“主流叙述”的“交流”中重塑“个人价值认同”；她又基于怎样的事实基础和心理疑问来记忆、反思和讲述历史?第三章以遇罗锦的三部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她如何在与集体经验的博弈中确立身份意识和塑造自我形象的，并对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变革与个人经验的建构进行辨析。
第四章主要阐释以下问题：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戴厚英和遇罗锦为什么会这样理解、记忆和表现“文革”?此外，女性与历史(文革)及其记忆有何关联?除了共同性外，历史记忆、自传记忆、个人经验以及女性叙述是否也存在多种形态或方式，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她们与其他从“文革”中走出的作家们在理解和处理“文革”记忆时的相同和差异是什么?
第五章试图对如下问题进行探讨：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和处理历史记忆?换句话说，是记忆的哪些特性决定或影响了新时期初期文学对“文革”记忆的理解和处理?知识群体怎样记忆和讲述这段历史，并在什么样的思想文化脉络上认为自己获得了这种权力?为此，以下要点将在本章中得到集中阐释：记忆的公众性和当下性；记忆和传统、记忆和遗忘的辨证关系；对近期历史事件的反思能力以及这一能力和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环境的关系；文学的历史角色和历史责任等。
结语指出新时期初期文学中的“文革”记忆与国家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是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为了特定的意识形态需要而建构的创伤记忆。重新解渎新时期初期文学中的“文革”记忆，把握记忆和讲述的“规则”，对有关问题进行“再反思”的工作，也就进一步认识到今天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