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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人们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意义。保健投入和医疗服务是进行健康投资的两种途径。保健主要是通过日常体检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降低生病的可能性,在现有健康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健康存量;医疗服务主要是通过医疗手段使其恢复到生病前的健康水平。但社会上很多时候却认为只有医疗服务才是健康投资的途径,而忽视了保健在健康投资中的作用。这对于社会发展来讲是不经济的做法,不符合现代健康经济学的理论要求。国内现有的研究偏重于研究影响农民健康水平的因素以及健康投资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作用,但很少有人分析预防保健投入对农民健康的影响.本文在现有的分析框架基础之上,以山东省调查数据为依据,将保健作为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对影响农民保健投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农民谨慎的保健投入行为的原因,从而为探寻更有利于改善农民健康状况的制度安排提供理论支持和现实依据。通过对山东省农民健康状况的调查,本文发现农民的个人生活方式以及体检保健方面都普遍存在着保健投入低的现象。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logistic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影响农民健康状况的因素主要有医疗费用、年龄、教育程度、初级保健、间接保健、家庭收入等。其中初级保健和间接保健均对健康状况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因此,加大对保健的投入有利于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此外,本文还对影响保健投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探求农民谨慎的保健投入行为的内在原因。研究结果发现影响农民保健需求的因素主要是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较低的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约束了农民的保健投入水平。但受调查数据的客观限制,本文没有将社区经济条件、社区卫生条件等因素量化,因此,这些因素对农民保健投入的影响没能得到很好的体现。本文认为,减少保健投入是农民在低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约束下的一种次优选择。绝对收入水平低,使农民将有限的收入用于购买收益最大的医疗服务。医疗价格的飞涨,加大了农民对患病支出的不确定性,而且农民自身消费具有谨慎性,不容易看到保健的预期收益,因而会减少当期的保健投入,用以加强预防性储蓄。同时,普通教育水平低使农民对自身健康状况认识不足,农村的健康教育环节薄弱,这些都限制了农民对健康知识的获取。要更好的改善农民的健康状况,必须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大对农村的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投入的力度,将体检等间接保健活动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