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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政治人”的论断，认为人只有在国家中才可以实现自己的最高价值。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在《公平税收》中首次给出了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概念。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1954)提出公共物品是“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这种物品消费的减少”。在当前的经济实践中，人们习惯于把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商品界定为公共物品。但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只是公共物品诸多性质中的一部分，用它们界定公共物品显然是不足的。文章认为，公共物品还具备较强的社会效应，与公众福利和公众利益紧密相关:第一，公共物品可以提高社会福利;第二，公共物品具有再分配效应;第三，公共物品有利于提升社会公平和正义水平。 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消费者通过“搭便车”(Free rider problem)可以免费享受到公共物品而不需要付费，公共物品供给者难以收到合理的、符合边际成本的边际收益，有的时候甚至为零。所以，由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存在供给不足问题。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供给公共物品的责任自然落到政府手里。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以及私人因为缺乏激励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马克思从公共工程的角度也提出“……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但是，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滥用凯恩斯主义造成了严重的“滞涨”（Stagflation），学界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科斯(1974)提出市场可以供给公共物品;公共选择学派从“政府失灵”的角度提出了政府供给公共物品低效率的问题，以此产生了一批公共物品理论。基于上述理论，本文运用了DEA数据包络及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目前的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公共物品供给的整体效率不足;第二，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不合理;第三，公共物品供给理念落后。 同时，文章认为供给主体缺乏激励、寻租行为、政府间的代际博弈、自然垄断、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以及利益集团和信息不完全等原因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底下和结构不合理的成因。在现代社会中，财政分权是必然的选择，但是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建立在政治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承担了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主要任务，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由中央政府决定。为了获得经济进步的“政绩”并且在政府竞争中“获胜”，地方政府倾向于供给更多的基础设施类公共物品而减少社会福利类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供给偏好的转移使得公众的教育、卫生等社会福利需求并不能得到满足，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这一结论在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可以得到证明。同时寻租、缺乏激励都是导致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对于公共物品供给来说，需求有着重要的影响，公共物品消费中消费者为了减少税收支付，通常倾向隐瞒公共物品需求。这就需要借助机制设计理论引导消费者正确显示需求偏好。我国的公共物品需求显示中存在着强调供给、结构机制和文化机制不健全的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供给结构，需要对公共物品需求显示机制进行改进。本文也尝试着沿袭经典理论提出我国公共物品需求显示机制的改进建议。 最后文章从经济哲学及伦理学的高度出发出发，反思了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主要是从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工具理性等三个方面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进行批判，但是我国物质供给不丰富、生活水平不高、居民合作意识不足，政府还应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角。政府供给公共物品可以提升人权、体现政府治理的公共性、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和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应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明确公共治理目标和精神，抛弃传统的工具理性思维，构建服务型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