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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研究企业与政府的紧密关系是否会为企业的经营带来好处,答案是肯定的。
通过将政治联系公司(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定义为高管或者董事会成员同时担任公司所在国家的国会议员或者高层领导人的公司,Faccio等人的研究(Faccio2006a,2006b,Faccio,Masulis和McConnell2006,Khwaia和Mian2005,Leuz和Oberholzer-Gee2006,Dinc2005)发现,政治联系公司在获取银行信贷方面具有优势,主要表现为更低的利率和更高的违约率,而且给这些公司提供优惠贷款的多为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
同时,Shleifer和Vishny(1994,2002)也指出政府更喜欢通过其控制的银行支持国有企业,因为是这些企业能为政府提供政治上的贡献,选举时的支持,甚至贿赂。从理论上来讲,根据私人利益理论(Private Interest Theory,Stigler1971,Becker1983,Ralan和Zingales2003),当权者(Incumbents)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自身利益的得失:政府之所以愿意让银行以较低的利率和较高的风险向政治联系企业贷款,是因为能从中得到政治上回报,政府或者官员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而根据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地方经济的稳定、发展是地方政府官员获得提拔的必要条件,所以官员有激励通过其所控制的资源去支持那些能够帮助其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公司。这些公司一般为地方经济贡献了较多的GDP,缴纳了较多的地方税收,或者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岗位。所以,本文将公司相对于地方整体的就业人数、上缴地税、GDP产出作为衡量公司对地方政府政治贡献的三个指标。根据上述理论,政治贡献越多的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就更紧密,地方政府为其提供便利的激励就更强。
本文采用中国1999年到2005年制造业规模以上非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做为样本,得到以下结论:1)公司政治贡献越多,在随后几年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2)公司政治贡献越多,在随后几年外部融资能力提高越多,即公司的财务约束减少,以及由外部融资促成的增长变大；3)政治贡献多的公司融资能力的增强,是因为其能更容易的获得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显然,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与外商投资的决策有很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以上结果控制了公司的绩效、规模、所有制,以及市级宏观经济情况等因素的影响,避免了可能的同生性偏误。
可见,政治贡献多的公司,不仅获得政府直接的补助多,而在获得银行信贷和吸引投资方面具有优势。这点结论与政治联系公司的相关文献结论一致。为政治关系能为企业带来好处的命题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其次,本文提出的政治贡献指标确实能有效的衡量公司与政府关系亲疏,而且和Faccio等人的指标相比,政治贡献指标是连续变量,更加精确。
本文第三个贡献是明确了政府支持有政治联系公司行为的激励机制。尽管Shleifer和Vishny(1994)指出政府的回报是这些企业提供政治上的贡献,选举时的支持,甚至贿赂,但是缺乏直接的证据。而本文发现,这个激励在于地方官员实现自身仕途的晋升。同时,另外一个发现在于,政府并不是总支持国有企业,即所有制本身不是得到政府政治支持的主要条件,这与传统思维(Kornai1979,Lin,Cai和Li,1998等等)的结论相悖。
最后,本文的发现说明,尽管官员是从自身仕途考虑,向政治贡献多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但是这个在边际上提示了信贷资源的分配效率,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这点发现与Rajan和Zingales(2003)关于金融市场发展的论述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