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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投资驱动的。从1999年至今的宏观统计数据结果看，GDP保持平稳增长，然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保持高位态势，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不好。投资在短期内创造出很好的宏观数据，但在微观层面上的绩效却很难保证，存在“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局面，宏观经济存在较大的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压力。在此当中，企业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作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企业来说，投资是其财务决策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投资支出能否导致企业绩效的提升对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至关重要。但是现有研究结论主要是基于宏观层面的考察，并未从企业的微观层面给出经验证据的支持，同时对微观层面投资低效的原因也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因此，从微观层面上就企业投资对其绩效的影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就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着眼于中国的证券市场，本研究对影响企业投资绩效重要因素进行了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指出在中国当前财税体制、官员政绩考核体制、薪酬管制、大股东控制等制度背景下，影响中国企业投资效率的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代理问题，包括政府干预、管理层自利以及控股股东自利等在内的代理问题是影响中国企业投资低效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的投资对政府、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实现自身私利最大化来说意义不同，理性的各利益相关者可能为了自身私利最大化而偏好于某种类型的投资，从而对企业绩效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研究以2002-200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由于产权约束不同的上市公司不同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一致，本研究从产权的最终性质和行权主体两个维度，将上市公司划分为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控制和私有产权控制三类，考察了在产权约束不同的上市公司中，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并从代理理论的视角对投资低效的原因进行了实证检验。进一步，基于当前投资体现出的粗放式倾向严重、多元化投资热情高涨以及大股东自利性等的现象，本研究将企业总体的重大投资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予以细分，分别为更新改造性投资和非更新改造性投资、多元化投资和非多元化投资、关联投资和非关联投资，以考察这些不同类型的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从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这些不同类型投资对企业绩效影响产生差异的原因。 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企业投资对企业绩效产生正面影响，但不显著。在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控制以及私有产权控制这三类产权约束不同的上市公司中，地方政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投资对企业价值之间呈现负的相关关系，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投资效率相对更好，私有产权控制的企业次之，这说明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投资并未给企业价值提升带来增量贡献，反而可能毁损了企业价值。导致这种结果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其投资导致企业雇员规模显著增长，经营者在职消费水平显著提高，总资产周转率明显降低，投资失误明显，从而表明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投资的代理问题最为严重。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发现，一般而言，更新改造性投资较非更新改造性投资、非多元化投资较多元化投资、非关联投资较关联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要好，非更新改造性投资、多元化投资和关联投资更可能产生严重的代理问题。并且，同一类型的投资在产权约束不同的企业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上述的研究结论表明，要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绩效，实现中国“宏观好，微观也好”的局面，关键是要就现行导致企业投资低效的制度进行改革，降低企业投资过程中的代理成本。这些措施尤其表现在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改变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减轻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理清经营者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使其薪酬与业绩挂钩，推荐薪酬制度改革;完善并有效执行投资者保护制度，抑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