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然地理基础对都市经济区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对外对内生产要素空间流通起到基础性作用，由此对都市经济区比较优势形成、产业结构发展、对外贸易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对都市经济区空间优化政策起到导向性作用。我国三大发育成熟的都市经济区，京津冀都市经济区、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区以及珠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区正是处于地势平坦、交通区位优势明显、生产要素高度集聚的沿海地带。
克鲁格曼(Krugman)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理论模型揭示了都市经济区空间经济发展过程中，中间产品投入决定的产业规模报酬特性和产品空间流通成本形成的集聚-扩散机制是导致产业-人口空间集聚中心形成的关键因素。集聚-扩散机制导致的产业-人口空间集聚进程及其变化趋势是都市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化的基本动力之一。核心城市综合化发展与非核心城市产业专业化空间集聚共同导致我国都市经济区基于产业-人口集聚的空间功能分异。随着未来以市场配置资源主导性作用的进一步发挥，我国都市经济区空间功能分异态势将持续发展。
通过计算1990年和2000年我国三大都市经济区核心城市与非核心产业集聚程度及变化，核心城市产业综合化发展与非核心城市产业专业化集聚空间发展态势日趋明显。京津冀都市经济区非核心城市产业仍需进一步促进发展。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区则要继续发挥整体规模与综合优势。珠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区核心城市产业发展层次有待提升。
个体经济活动对其他个体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导致的外部性是空间集散的重要因素。为此，作者将外部性引入人口空间集聚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正外部性强化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与原有人口空间分布的正相关程度，而负外部性则使集聚区域的空间拥挤化，导致土地等非流动性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就正外部性而言，广东省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其本地常住户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差异有力说明香港外部性对珠江三角洲原有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重要影响。
产业-人口集聚过程及空间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外部性作用形成，产生市场失灵。正外部性具有强化集聚作用，负外部性则引起空间无序低效开发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因而都市经济区空间优化开发政策干预显得十分必要。为防止产业-人口空间过度集聚产生负外部性，应该通过政府空间政策干预，合理规避空间集散过程中的市场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