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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关东军与“满铁”在伪满洲国发起创建的电影机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以下简称“满映”)自其创建伊始，即以宣传“建国精神”，塑造服从现有统治秩序的“新国民”，巩固伪满洲国的统治为其主要目的。这使得它作为电影机构的同时，也成为了内外交困的伪满洲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因此具备了政治与商业的双重身份。
本文以“满映”(1937-1945)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满映”的后身长春电影制片厂与“东映株式会社”。以相关史料为基础揭示“满映”原貌，分析“满映”运营策略的特点，从建构、解体、转型三个切入点入手探讨“满映”的双重身份及其内在冲突。一个电影机构难以同时有效兼具政治与商业的双重身份。“满映”与长影之所以没有立刻分崩离析，是因为它们一开始偏重其中之一。而当形势迫使这种偏重状态改变时，双重身份间被暂时搁置的矛盾加速发展，最终导致了机构的解体。
第一章探讨“满映”双重身份的建构。通过研究“满映”与“伪满洲国”的共生关系，揭示其政治身份的职能以及其商业身份的特殊性。“满映”为伪满洲国的政治宣传服务，由此成为受“国家”扶持的电影公司，并借此扩大自身势力，垄断了伪满洲国的电影事业。
第二章剖析“满映”双重身份的解体，分为五节。为政治服务的“满映”影片具有先天的致命弱点。首先，它从风格到选题都模仿日本电影、宣扬日本文化，不能满足“满人”观众的审美需求。其次，“满映”影片处处流露出征服者的民族优越感，很难获得观众认同。作为电影公司，“满映”为了自身发展延揽人才，接纳了大批躲避政治迫害来“满”的日本左翼文艺工作者，但他们与关东军领导者政治理念的分歧，加剧了管理层的分化。作为宣传机构，“满映”建立电影专门学校--养成所，培养“满人”青年为己所用。但养成所毕业生反而拍摄了大量中国古典题材影片。后来，日本财阀介入“满映”的经营，在他们的主导下，“满映”制片方针从政治化转向商业化，开始迎合观众需求而非政治需要。这标志着“满映”政治身份的失效。伪满洲国覆灭，“满映”商业身份也随之消亡。
第三章分析“满映”双重身份的转型。“满映”在双重身份解体后，很快被新的政治势力所用。它重新被赋予双重身份，转型为后六十年间中国官办电影工业的重镇--长春电影制片厂。面对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长期搁置商业身份的长影无法继续依靠政治身份生存，最终陷入困境。“满映”的另一个延续是由其日本员工合力缔造的“东映株式会社”。“东映”舍弃“满映”的政治身份，作为纯粹的电影机构发展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