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探讨，一直是古今中外文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以前的中西方文论，文艺基本处于对政治的从属地位，20世纪以来，在现代性发展潮流中，西方文论纷纷脱离文艺对政治的依附，追求文艺的科学性、独立性与审美自律性。在具体探讨文学与政治关系时，各理论呈现出纷杂、多元的态势，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与策略，但在繁杂的理论背后，并非无规律可循。20世纪的西方文论，以研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为区分维度，大致分为三种理论模式：“形式——反政治”模式、“形式——政治”并重模式以及“微观政治——形式”模式。“形式——反政治”模式以形式主义为代表，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法国结构主义的相关理论。形式主义者深受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们普遍关注文艺的科学本性，开文学理论研究从“外”向“内”转之先河，割断文学与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关联，追求文学内在本性；他们通过追求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强调文本语言细读；细致分析作品的语言、构成、意象，分析文本的叙事结构、手段和方式，对文本形式进行革命。其试图采取一种消极规避的“反政治”态度，达到一种微观政治效果。“形式——政治”并重模式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法兰克福学派深感科技理性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人类对抗科技理性的审美感性已被毒害和异化，人类被物化为单向度的人。该学派摒弃形式主义对形式的过度强调，从社会学角度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强调形式的革命性功能，致力于形式对政治的参与。法兰克福学派对形式的革新持褒贬不一的态度：本雅明对形式技巧的革新持肯定、乐观的态度，指出形式革新给人类带来了强烈的“震惊”效果；马尔库塞则批判大众文化给人带来的异化，对新形式大致持一种否定、消极的态度。总体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力主形式介入政治，通过革命的形式唤醒人类审美感性意识，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与解放，产生真实的政治效果。“微观政治——形式”模式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他们的文论从微观政治角度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微观政治替代了以往作为主导的宏观政治，成为新的理论研究视角，成为新社会运动的理论支撑。伯明翰学派致力于文化领域研究，其文化实践理论通过对语言隐喻和文本性隐喻的重新思考，介入社会——政治语境。伯明翰学派强调政治的重要性，强调文艺形式对微观政治的介入，产生微观政治效果。我国现阶段文学理论与当下社会现实日益脱节，文艺理论面临“失语症”的尴尬局面，文学应加强对微观政治的介入。文学与政治应是一种对话性的张力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搀扶、共同发展。对西方文论中文学与政治模式的探讨，或对我国当代文论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