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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在清末十年的宦途生涯,基本与清末新政相始终,故而研究赵尔巽可以成为理解清末新政的一个角度。本文通过基层治理改革、治安控制改革、财政改革、边疆治理改革四个制度史意义的角度对赵尔巽在清末新政期间的政治改革实践进行解读,俾可透视疆吏施政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 官治与自治是清末改革基层治理模式的两种思路,前者体现了国家权力的主导地位,后者则体现了国家对绅权的让步。赵尔巽整顿晋省“乡社”,设置“乡官"的计划自然是一种官治方案,企图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权力的正式范畴,强调的是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赵尔巽在奉天和四川两省有关的地方自治的政治实践体现了清政府基层治理模式改革方案从官治到自治的演变。清末地方自治导致了绅权的扩张,也导致了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进一步减弱,通过基层治理改革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这一初衷并未达到。 近代警政的建立是清末治安控制转型的重要标志,赵尔巽在其盛京将军和四川总督任上,大力举办警政事业,其中卫生行政、乡镇巡警、警察教育是三项对于治安控制较为重要的问题。赵尔巽在任职地方创设的自新所,兼有惩戒、教化与施善的职能,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近代狱制理念有一定的暗合,但是却更多的是对清代中叶很多地方自新所的开办实践的借鉴与改进,这不可不谓是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型。正是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型与西方近代狱制引介,形成合力,促成了中国近代的狱制变革。 清末新政期间,由于财政压力的进一步加大,清政府的财政权力进一步下移,地方财权进一步扩张。清末新政期间,在宣统年间清理财政之前,部分省份在督抚的主导之下,进行了省域财政集权的改革,整合了部分省份的省级财政机构,这应为清术国家财政集权努力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进程的一部分。赵尔巽在出任盛京将军和四川总督期间,先后奏请成立了奉天财政总局和四川经征总局,实现这两省的财政权力的整合。此外,赵尔巽还在奉川两省进行了多项税制改革,达到了拓展利源的目的,但是也引发诸多弊端。 清王朝对于边疆地区实行了与内地行省不同的治理制度,这种差异既表现在行政制度上,也体现在经济制度上。奉天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所以又与一般意义上的“边陲”、“边疆”,它被赋予了陪都的政治地位,是位清王朝的政治副中心,又实行着八旗体制系统内的将军辖区制,经济层面上,奉天又有着极为复杂的土地权属结构。奉天的这种纷乱复杂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晚清出现了诸多弊端,因而在奉天进行去特殊化的改革成为一种必然而为的选择。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期间,对奉天的行政制度和土地权属结构进行了大力改革,建立了与内地相似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赵尔巽在清末十年新政中的政治改革实践可以成为研究清末新政中制度变革的一种参照,从中可以透视出清季制度变革与疆吏施政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