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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话语建构一直是社会语言学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香港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华裔，但是由于长达150年的英国殖民历史，香港人在1997年政权移交之前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英国公民，而在1997年之后也不能将香港人等同于中国大陆的公民。香港人特殊身份的建构问题因此成为近期社会语言学界关注的话题之一。本文基于对22年度的两个香港政府施政报告的分析—1986年至1996年的港英政府和1997年至2008年的香港特区政府，探讨及对比了香港身份的话语构建。通过应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特别是Wodak(1999)的话语历史方法和van Dijk(1997)的社会认知方法，试图利用其相关理论来研究两个香港政府在施政报告里对香港身份的话语建构，以揭示社会政治变迁与话语及身份话语建构之间的共变关系，以及话语及权力如何影响社会意识。本框架包括宏观策略和微观策略，前者侧重于话语的内容，而后者侧重于话语建构身份的的语言形式。宏观战略，在本研究中进一步区分为对施政报告中涉及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分析，以及有助于建构香港身份主题分析。宏观策略分析结果的表明，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方面建构了香港内在的同一性和独特性，主题分析表明，回归前施政报告往往将中国大陆建构为外群体(out-group)而回归后的施政报告将中国大陆建构为内群体(in-group)。微观策略在目前的框架是从指示策略，修辞策略和互文性策略这三个角度分析，试图阐述施政报告如何通过这些微观策略建构内群体的正面形象和外群体的负面形象，即是回归前的负面的中国形象和回归后的正面的中国形象。本论文所使用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结合了Wodak(1999)的话语历史方法和van Dijk(1997)的社会认知方法。根据Wodak的话语历史方法，本文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处理语料，并从不同层次的背景去分析讨论。而van Dijk把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认知的基本形式并且认为话语分析即是意识形态的分析，意识形态之两极为正面的内群体和负面的外群体。因此本论文采用了两步骤的分析方法：首先是建构内群体和外群体，然后是给不同群体贴上标值—正面与负面。此两步骤分别对应了分析框架内的宏观策略和微观策略。研究结果阐明了身份的话语可建构性及随社会政治变迁的身份的可变性。本研究的主要发现简要如下：香港回归前香港人的身份在施政报告里被建构为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人，主要强调其国际性。香港回归后香港人的身份在施政报告里被建构为中国的香港人，强调其“中国性”。香港回归前后香港人身份的变化，是随着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从英国移交给中国的历史转变而改变，而回归前后两个香港政府在香港人身份的话语建构上所采取的话语策略对社会意识形态起到重大作用。本研究对香港政权回归前后两个香港政府在施政报告里对香港人身份的话语建构的对比研究，揭示了身份话语建构的策略如何服务于政权的建设以及引导社会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丰富了对香港人身份的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对于身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亦具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