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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年代台湾后设小说的出现改变了当时台湾小说叙述的固有模式，实行针对写实主义的反扑模式——暴露虚构的书写策略，从而反思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本文以张大春和骆以军这两个世代的后设文本作为分析对象，主要目的是：一、探讨台湾后设小说从八〇年代张大春到九〇年代骆以军的叙述转变；二、分析二者如何以后设书写的实践来思考语言符号，本文认为八〇年代中期的张大春在后设文本对语言反复质疑，可视为对符号异质的召唤，影响九〇年代后骆以军的死亡叙述——拒绝以文字生产主体，正视符号异质，同时也面临写作主体“如何再写”的问题；三、进一步理解台湾作家或某类知识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书写与主体所经历的变化。
在论述脉络上，主要是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指出台湾后设技法与现代中文书写的主体建构的关系，
第二部分结合张大春的文本阅读指出其后设技法导致符号自毁和主体消亡的现象，代表早期台湾后设书写所面临的问题，
第三部分则是结合二者反思九〇年台湾后设小说所呈现的空白和死亡主题的意义，解释了骆以军后设文本的书写目的不再停留在“解构”，而是重写小说的可能性，至少“写”的动作，保证了主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