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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适用性受到很大限制,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如关税、出口补贴等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制约。而随着环境政策对贸易影响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让人们看到了另外一个补贴——环境补贴,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类似,经济学家提出了战略性环境政策: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一国政府是否有动机通过降低环境标准给予本国出口企业以补贴,攫取外国垄断厂商的利润?和贸易政策类似,环境政策也可能被一些国家当做一种产业政策,在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和国内充分就业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又要考虑将环境成本内生化,降低环境标准带来环境损害将使战略性环境政策的实际应用性受到限制。因此,在开放经济下,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种变异,战略性环境政策为我们研究政府如何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本文主要在两个方面对战略性环境政策进行了扩展:设计出口经济下最优的环境政策；构建具有纵向关联市场下的战略性环境政策模型。与此同时,在构建的模型基础上,讨论了开放经济下,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及“两高一资”产业的出口政策。全文分为八章。
第一章是导论,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然后给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并且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了本文的第一个问题,如何设计出口经济下的最优环境政策,其中第三章讨论了不同国家(南方和北方国家)在相同环境标准下,政府应如何选择环境政策。假设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采取控制和命令的环境政策,北方国家(发达国家)采取环境税。考察不同的环境政策,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市场份额)和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认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会因为环境规制而扭益,环境规制以后企业的产出下降了,污染排放减少了。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国家,低的减排成本(Lower Abatement Cost)企业具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不同环境政策对市场份额的变化效应是不一样的,南方国家的市场份额大于北方国家的市场份额。但是相对于南方国家的企业,北方国家的企业有更大的激励去改善减排技术。在短期内,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会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从长期来看,环境税比命令和控制的环境政策更加能诱发企业在减排技术上的创新,这个比Porter(1995)的环境规制能诱发创新更进一步。南方国家(中国)从国家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眼光来看,应该更多的使用环境税这个环境政策,以激发本国企业的减排技术创新,提高本国产品的环境标准。
第四章我们利用一个“三国两厂”的出口竞争博弈模型,对环境税和环境技术补贴的最优环境政策组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降低环境标准和给予企业环境技术补贴都有利于企业提高国际市场份额,并且当企业的单位污染减排小于单位污染排放的三分之二时,使用降低环境标准在利润转移上比使用环境补贴更加有效。本国是实施环境倾销还是绿色战略取决于第三国的市场容量,当市场容量不大时,本国政府将实施环境倾销,此时环境税小于边际环境损害；当市场容量很大时,本国政府将实施绿色战略,此时环境税大于边际环境损害；而环境技术补贴会使本国政府更加有动机实行绿色战略。政府结合环境税和环境技术补贴的环境政策,既有利于国内企业应对国外的绿色壁垒,也有利于控制国内企业的污染排放。
第五章开始,我们讨论本文的第二个大问题,在战略性环境政策中引入纵向关联市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纵向关联市场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中,但由贸易政策“变异”而来的战略性环境政策的讨论,却较少考虑到市场间的纵向关联性。我们在经典的“三国两厂”模型中引入上游企业,第五章我们假设上游产业为环保产业,分析开放经济下,战略性环境政策使用和环保产业的发展。首先我们提出问题:传统的战略性环境政策需要降低环境标准,而环保产业发展需要严格的环境标准,两者之间是否是不可协调的?分析发现:环保产业是环境政策驱动的,无论市场结构如何,只有当环境政策强度达到一定程度,下游企业才会选择使用环保产品。当北方国家垄断生产环保产品时,南方国家必然使用环境税低于边际环境损害的战略性环境政策,而北方国家可能会使用环境税高于边际环境损害的环境政策。当南北国家都生产环保产品,南方国家为了利用低成本的北方环保产品,仍旧会使用战略性环境政策。而环保产品的生产技术差距将影响北方国家的环境政策选择,当环保产品的南北生产技术差距很大时,北方政府使用战略性环境政策；当环保产品的南北生产技术差距较小时,北方政府可能会提高环境税来促进本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如果南方环保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能赶上甚至超过北方环保企业的技术水平,那么南方政府就可以协调战略性环境政策使用和环保产业发展的矛盾。
在构建的模型基础上,我们对中国环保产业近30年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应该加大环保产业的技术创新,更多的引进发达国家环保产业的FDI,并且注意引进外资的“质量”,从而降低本国企业生产环保产品的成本,使得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走出降低环境政策——更多使用发达国家环保产品——本国环保产品份额减少的困境,走入一个类似于发达国家的良性循环,即提高环境政策——使用更多的本国环保产品——攫取更多的环境利润。
第六章我们假设上游企业为“两高一资”企业,研究贸易自由化(双边关税壁垒下降)对均衡环境政策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分析发现:当下游企业不产生污染时,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租金攫取效应总可通过中间产品出口实现,但不一定可通过最终产品出口实现；贸易自由化对战略性环境政策的上下游利润攫取效应的影响方向相反,贸易自由化弱化了上游利润攫取效应,强化了下游利润攫取效应,且下游利润攫取效应的增加程度大于上游利润攫取效应的下降程度,同时,贸易自由化总可增加环境税的污染转移效应；当环境损害系数不足够大时,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总体利润攫取效应的增幅大于污染转移效应的增幅,均衡环境税下降,而当环境损害系数足够大时,污染转移效应的增幅大于总体利润攫取效应的增幅,均衡环境税上升。另外,社会福利函数是双边关税壁垒的凹函数,即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贸易自由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不确定。
我们还利用基本模型框架,分析了我国从忽视环境成本到以出口限制保护环境的政策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并结合近年来中欧焦炭贸易摩擦,认为我国现阶段限制高污染产品出口的措施虽然能部分起到污染转移的作用,但无法改善国内资源与环境的低效利用,且容易引起国际贸易争端,而通过对生产排污的中间产品征收环境税,可以有效解决该问题,促进我国可持续性绿色贸易的发展。
第七章我们检验了战略性环境政策(也包括战略性贸易政策)中的经典假设——第三国市场假设。分析发现,当我们把“第三国市场”假设修改为:最终产品在两生产国对称性消费或者所有最终产品在本国国内消费,在考虑消费者剩余下,第六章的主要定性结论没有发生变化。也进一步说明了Brander和Spencer(1985)的“第三国市场”模型,所有最终产品不在本国消费,全部出口到第三国市场假设的合理性。即“第三国市场”模型不仅能够保持模型的简洁性和可解性,也不失去其稳健性。这个结论不仅是对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的有益补充,也可以应用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
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且分析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