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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研究基本着力点在于:以新近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为支撑，以中美首脑外交的发展进程为结构框架，以1969-1972中美领导人谈判为研究个案，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解读中美关系解冻的全过程。着重探讨:话语在对抗达22年之久、战场上曾兵戎相见的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的谈判中，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还是制约作用。 本文将1969-1972中美首脑外交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双方寻求沟通渠道、开启谈判大门、进行联络的阶段，需要考察的沟通渠道包括:华沙渠道、巴基斯坦渠道、巴黎渠道、纽约渠道等;(2)沟通渠道开启之后，双方为首脑会晤举行预备性谈判阶段，涉及的谈判包括: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进行的21小时谈话;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与周恩来的近25小时谈话;1972年1月黑格访华时的谈话;(3)首脑峰会阶段，涉及1972年2月21-27日，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的系列谈话;(4)双方“包装”首脑外交成功的标志——《中美联合公报》阶段，其中涉及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基周五次有关《联合公报》的谈判，和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基辛格与乔冠华有关起草《联合公报》的系列谈判。 谈判就是话语的交锋，而话语往往又是观念的反映。事实上，在中美高层领导人会晤时，双方均有强烈的意愿缓和双边关系。那么，双方是如何在谈判中表现出这种意愿，又是如何通过谈判来强化这种意愿的？此项研究充分运用笔者设计并提出的“多维话语分析框架”——借鉴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福柯和德里达有关“话语”的论述，以批判性话语为核心的话语分析框架，对两国领导人的谈判进行解析，着重解读22年来互将对方“妖魔化”的对抗国家，如何运用有效的“话语手段”减少猜忌、建立互信、发展共同利益，并最终取得首脑外交成功的。为此，笔者提出四个理论假设。 假设之一，国际关系研究中“话语”的内涵被扩大，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和社会实践紧密联系的一个社会学的概念。话语的完整性既包括隐藏在陈述背后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即有意识的行为，又包括说话人公开表露话语的几乎察觉不到缝隙中的无意识的行为。话语分析既要关注有声的文本，又要重视无声的、悄悄的和无止息的话语。具体到1969-1972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话语，不仅仅包括双方会谈时话语的交锋，还包括一些无声的话语传递的信息，如:肢体语言、行为语言等等。这种无声的话语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委婉地传递了行为主体的意图。 假设之二，话语是观念的反映，话语中反复被提及的事情就构成了“话语事件”。那么，在中美双方有声话语的交锋中，双方各自所持的若干“话语事件”体现了在各自观念中的不同排序，由此可以透视出双方对权力、利益、威胁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认知。换句话说，出现频率越高的“话语事件”体现了美方或中方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出现频率可以分为绝对频率和相对频率:绝对频率是指某个议题在整个会谈中所占的比例;相对频率是指某个议题频繁出现的次数，虽然占的比重并不一定大，但其频繁出现的次数表明了这个议题在中方或美方议程中的重要性。谈话者在提及这些议题时，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无意的行为，但它体现了谈话者内心深处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与焦虑。 假设之三，国际政治是权力运作的政治，国际关系现状也是权力较量的结果。拥有了权力，就拥有了话语的制定权，拥有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中，哪一方拥有更多的权力，就能主导会谈议程，制定会谈规则。同时，中美双方又是通过各自的话语为权力服务，维护并巩固权力。中美宏观权力地位的不对等和客观谈判场地的优劣势体现在话语的交锋中，就需要对双方的权力地位重新进行衡量，双方是可以保持平衡、对等的权力对比关系，还是其中的一方胜出？从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到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同中方签署《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历时近八个月，此间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美方对“客场”谈判的适应，引发了权力对比的变化。换句话说，权力的变化、交替势必引起话语的变化，从而引发又一轮话语制造和游戏规则的制造。 假设之四，话语具有重要的二元建构功能，不仅可以建构“友谊”，还可以强化“威胁”。中美两国从朝鲜战争的兵戎相向，经20多年的紧张对峙，到基辛格试图化干戈为玉帛的破冰之旅，再发展到尼克松访华时为对抗苏联的扩张，互通军事情报的“准联盟”，双边关系在话语的作用下，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在谈判中，每当中方主动提出国家安全“可能面临的威胁”时，美方就会用话语强化这个威胁，使其成为“紧迫的威胁”。话语在这个“由弱到强”的过程中，起到了强化“量”的作用，增强了“度”的概念。 总之，话语就像是冰山的一角，挖掘其潜在语境——宏观与微观，总可以得到一些全新的启示。“话语分析”作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一种非常有效、可操作、富有生命力的微观研究方法，可以剖析华盛顿的外交行为，透视其对北京的真实认知，理解并预测美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