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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思维的外壳,翻译是为了思想交流。在思想交流的过程中随着交流者之间的共识增多,和平、稳定、发展也随之而来,因此语言翻译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藏族先民从周遍国家翻译了大量的佛经,这无疑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促进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由于藏族的翻译产生早,所以很早就有了《语合要领二卷》这样的翻译理论。本人受到中外各学术派别的启发,想在传统的翻译理论的基础上,从符号学角度谈一谈如何在翻译中摆脱文化差异的限制,以及本体、喻体结合等问题。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兴起一股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各种学科的潮流,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起了符号学,它填补了语言学之不足。该学科把符号与符号间的关系,符号与客体间关系,尤其是把符号使用者也纳入了研究范围,这就为翻译研究拓展了新的天地。本文第一章介绍了什么是符号学,以及它与文学、翻译的关系。第二章中,直接把符号学用于翻译研究:先分析两种语言的信息传递方法,再从语义学角度分析语义逻辑,最后考虑它们的社会背景等。第三章指出,符号学不可能完全代替翻译理论和指导翻译实践,它只是作为一种方法,去补充完善翻译理论:如何运用比较法使用文本,怎样应用系统论引进、阐释另一种文化等。本文第三章是重点,试图应用符号学的方法阐释文学翻译中的问题,比如:《红楼梦》中的“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等等,在翻译时产生了问题,真正的含义没有译出来。所以,借助语用学的方法、指称学的方法、前文本范式的方法等符号学的理论,更进一步加深理解和完整的表达。由于本人学识浅薄,再加资料匮乏、时间仓促,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老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