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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文学史上,无论是柏拉图的道德说教观点,还是贺拉斯及其精神继承者一莎士比亚、现实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一所提倡的“寓教于乐”的思想,其实质都体现了文学对道德的依附关系。在19世纪末,王尔德在对欧洲文学传统评判继承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对罗斯金和佩特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艺术与道德的分离,并强调艺术高于道德。从人类文明开始到19世纪的文学历史看,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不断与道德结合的过程；而19世纪英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供给的极大满足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同时带来的是人们思想意识的改变,商业主义,拜物主义及庸俗的市民主义开始盛行。文学艺术更是被用来当作说教的手段来为各个阶级的利益辩护。王尔德却否定艺术外在的为他人服务的目的,明确提出艺术的无目的性；艺术的本质是美,她只是为自己而存在。王尔德提倡艺术和道德的分离,艺术高于道德旨在抛弃历史上将道德强加于艺术,使艺术沦为道德附庸的观点,借此来恢复纯艺术的美的本质。王尔德认为,纯艺术的美并不是教导人从善,艺术也没有拯救人从善的功能；它只是给人以启迪,使人反思人的本质,并改变自我从而形成完美的人格,这样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才成为可能。这种在艺术本质上对道德的排斥并不是对社会道德的否定,王尔德只不过是用另外一种全新的方式阐释他倡导的伦理道德。从这种观点看,在审美的角度上,王尔德应该是一个提倡全新伦理道德的道德主义者。然而要想贯彻这种道德与艺术分离,艺术独立,来发展完美人格,进而达到完美社会的思想,王尔德的必经之路却又是走近社会,通过大众的消费主义倾向来完成。总之,王尔德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下,被时代选择；他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对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对艺术与道德进行了重新定位。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尔德在艺术和道德关系问题上有其不可避免的矛盾性,但他的探讨给我们的反思是,艺术固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然而它在多大程度上与道德分离,又是在多大程度上与道德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