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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大量微观史实考证的基础上，通过重新审视郭沫若的“转向”问题，对“五四”之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参与社会的方式和路径展开探讨，并进而认为，在“转向”的背后隐匿着一条“以文入史”的路径，它不仅是郭沫若解决自我与现实的选择方案，更是现代文学青年投身革命的典型范式。“转向”是一个选择过程，一种姿态，一个宣言，它在郭沫若心中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的实践重复和强化，它植根于——历史不断被重写、新的意义不断产生而在结构上具备生产性的中国文化，与鲁迅的“回心”不同，郭沫若转向的支配法则是“回史”，即“以文入史”。“史”在郭沫若思想与创作中具备高度的意义生成性，是“郭沫若”得以确立的基础。从“纯文艺”的事业追求，到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吸纳及对社会现实的融入，郭沫若的“转向”在与社会文化思潮的深刻互动中产生，“弃医从文”、“以文入史”是郭沫若人生的两次重要跨越，其旨归并非文学或史学，而是社会改造、再造中华文明。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蕴涵着普遍的“弃 X从文”实践，那么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转向”，其行动则多以“以文入 X”的方式展现，具体于郭沫若来说，即是“以文入史”。“弃X从文”与“以文入 X”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史上两次奇特景观，浓缩着中国社会文化寻求蜕变的集体实践和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的抉择与信仰。因此，“以文入史”不是理论的演绎，而是史实的提炼，是打开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一把钥匙。 论文主体由绪论和正文五章构成，扼要归纳如下： 绪论梳理自1958年以来，关于郭沫若“转向”的相关讨论，对“郭沫若转向之谜”作了必要的文献追踪，在对以往从概念转向概念的研究模式及近年来局限于细节的阐释困境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以文入史”的命题，并对写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可能面临的争议及客观难题作简单的阐明和界定。 第一章主要理清郭沫若“转向”与文艺的关系，试图明确：郭沫若何以产生对文艺“纯粹性”和“专门化”的事业追求，又因何而中止或“放弃”；何以在断言文学本质是主观的同时，又竭力打通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主张“生活的艺术化”和“革命的艺术化”，强调“新艺术的诞生”；何以誓言创作题为“洁光”的长篇小说，却终以《落叶》的中篇结束。郭沫若“转向”的突然性或言其所谓之“剧变”实为有意的文学化渲染，其情理逻辑渊源在其文艺观与社会文化思潮的深刻互动之中。 第二章探讨郭沫若政治意趣与“转向”的发生。通过对这些政治“意趣”的还原，文学家郭沫若在“后五四”时期知识场域中的处境及其丰富性得以呈现：作为“孤军派”的创始成员之一，郭沫若何以给政治态度并不明朗且具书生气的“孤军派”贴上“国家主义”的标签，甚至声称他们比极端反共的“醒狮派”还危险，但同时却从未断绝与孤军同人的往来；郭沫若的“新国家主义”遭到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的攻击，又与同乡、同学、同事曾琦鼓吹的“国家主义”势同水火，理想与信仰的选择、同人间的聚散分合，它们之于郭沫若的“转向”究竟是动力还是羁绊，值得深思。超越郭沫若文学化的“自我清算”，客观还原“转向”前的政治纠葛，不仅有利于揭示郭沫若与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合作、分裂、争斗并最终选择共产主义的具体过程，亦能据此透视“大革命”时期文人知识分子聚合分化之缩影。 第三章尝试解答诸如广东大学为何会聘郭沫若为文科学长、曾担任文学系主任的郭沫若在广大为何选择做史学教授、田汉为何未随郭沫若南下以及郭沫若做史学研究是否志在与胡适争高低等学界关注的史实争议，借此呈现郭沫若“转向”与“入史”的深刻关系。郭沫若“入史”，不仅源自“史”作为现实合法性隐喻和象征的传统文化的浸染，更是其对“五四”落潮后文化界以“整理国故”为代表的复古思潮的反应；同时，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以及学生陶其情的挑战所激发的理想热情在主观上的刺激作用亦不容小觑。旗帜鲜明地打通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并自觉整合革命话语与传统文化资源，以此阐释革命的合法性，是郭沫若“转向”“更大的质变”并在北伐中大放异彩的根本原因。 第四章以郭沫若关于“转向”的自我表述为切口，对郭沫若自传创作强烈的“入史”意识展开探讨。认为：郭沫若坚持二三十年的自传创作与编辑是在对文学的极端否定中开始的，在前言与后记中，郭沫若不断重申其史学立意——“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这与学界所津津乐道的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为文学“开生路”的意趣相左。然而历史的丰富性恰恰在于，立足史学的郭沫若自传却以文学性见长，而试图将“传记”从“纪传体”的史学传统拉入文学阵营的胡适，却被认为“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自传创作是郭沫若“以文入史”实践的自我映射，是其“转向”深化、延伸并得以完成的关键步骤，堪与参加革命、史学研究并举，奠定郭沫若“入史”的根基。 第五章对“以文入史”的文化生成与革命实践做进一步例证和归纳。“咏史诗”的文化实践传统在郭沫若身上经历蜕变，也反映出“士人”知识分子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而历史小说创作与“速写”的结合，更折射出“入史”作为“转向”方向的深刻历史渊源，“史”作为介入社会现实的有效工具进一步彰显；通过“以文入史”，郭沫若重新获得了参与现实社会、实现“转向”的能力，其在北伐中获得的政治资本得益于“文史互动”的革命宣传；在鲜明的历史意识引导下，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亦有突出的贡献，其史学研究与讲求“博综典籍、会通文献”传统朴学和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现代史学的显著区别是“以文入史”。在理想、激情与文学的渲染下，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但值得反思的是，其将历史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这正是“以文入史”的局限之所在。 通过对郭沫若“转向”的动态描述和考察，论文更全面的呈现了郭沫若及创造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革命活动的图景，对令人惊愕的郭沫若“剧变”或“善变”，以及窥探不同时期郭沫若对立言行中的内在统一性，也提供了若干有价值的理论前提和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