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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后，对翻译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即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对译者和翻译过程的影响开始倍受关注。
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Hermans是翻译理论操纵学派的发起者，他最早提出将“操纵”观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后来，勒弗维尔较为系统地论述和发展了翻译的操纵观，他的“改写”理论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操纵学派”的正式形成。勒弗维尔提出翻译是改写的一种形式，改写即操纵，并提出三个制约翻译过程的要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其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可分为个人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其中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涉及社会赞助人的力量，而译者本身和社会赞助人都会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操控表现在对翻译取材及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而对原本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来迎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此为翻译过程中操控的一种具体表现。
本文通过对老舍的《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意识形态是如何操控文学作品的翻译的，以及社会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文学翻译过程的。文章选取由1945年美国人伊万·金和1981年中国人施晓菁所译的两个英译本。
本文以意识形态和翻译的关系为主线，对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和翻译的关系研究作了梳理，并对国内骆驼祥子译本已有的研究进行了细致分类。在理论框架部分对操控学派的起源及发展做了详细论述，并引入勒弗维尔的对翻译过程制约的三要素，提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并具体体现在取材及翻译策略上。正文部分首先选取《骆驼祥子》作为示例，详细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背景，老舍的个人发展历程及《骆驼祥子》作品所受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然后通过《骆驼祥子》两部译本来分别论述意识形态在翻译选材及译者翻译策略上的操控，并得出结论，翻译过程中不可忽视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及个人意识形态的操控。因此，在研究译本和翻译的同时，研究学者或读者须考虑到翻译中意识形态的操控，才能全面、透彻地理解译本和翻译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