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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文坛上第一位毕生致力于创作和研究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的作家,赵树理的文学轨迹是一个极具价值的话题。而曾为他带来极大声誉的“赵树理方向”则并不能完全覆盖赵树理文学轨迹的内涵。赵树理的文学轨迹是赵树理所开创的立足乡土,以极富民俗情调的形式书写民生题材的小说创作路向,遵循的是严格的民意立场。“赵树理方向”则是主流意识形态根据其创作中合乎政策宣传需要的部分将其与《讲话》精神相结合而打造出来的,遵循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政治功利的立场。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化不仅可以凸显赵树理文学思想的价值,还可以映衬出作家的人格力量。赵树理的文学轨迹不仅是作家用一生走过的创作历程,更是蕴含着民意立场、民生题材与民俗情调三方面的,用自己文字实践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的形成有赖于时代变幻风云和作家个人经历内外两方面原因的推动。而“赵树理方向”的诞生同样有客观和主观双重动因。一方面是由作为“方向”诞生背景的《讲话》、《讲话》的经典化过程以及解放区文艺创作状况组成的成就“方向”的外因;另一方面是作家创作中内蕴的与《讲话》精神的契合之处,即“赵树理方向”诞生的内因。赵树理小说中的“典型流氓”形象中蕴含的特质则昭示了二者本体意义上的错位。赵树理进京之后,“方向”与轨迹的貌合神离逐渐通过作家文学创作、文论创作和内心状态三方面的矛盾呈现出来。作家在这一时期的文论话语也从侧面呈现了作家对主流话语改塑的拒绝。赵树理笔下的“非典型性地主”形象的分析则可以管窥“方向”与轨迹的裂隙。1958年之后,是赵树理与“方向”的双向疏离阶段。赵树理在那个虚妄时代里依然通过文学创作和个人活动保持着对立场的坚守;在日益严厉的话语规约之下仍采取种种方式将自己的民意立场曲折地表达出来,但在内外双重困境之下终于难逃创作活力的衰退的宿命。《锻炼锻炼》中的“曲折表达”既是对当时农村实情的传达也是对作家酸涩心态的写照。而在赵树理与柳青、浩然的作品比较和文学观比较的视野中则可以凸显赵树理这个跟不上方向的“方向”的文学选择和人生选择的价值与意义。三部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的比较分析更能够从细部比对出三位作家不同的文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