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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复辟喜剧是英国喜剧发展的重要阶段。在1660年到1710年的五十年间，约有两百多个喜剧在伦敦仅有的两个室内小剧场上演。这是一个喜剧的丰产时期。复辟喜剧作为一个整体在十九世纪被学界重新发现，评论家们认为参照复辟时期的政治背景，才能更好地解读这些喜剧。复辟喜剧不仅被认为是复辟时代的真实写照，亦是复辟君主强调其政治权威的“官方话语”。历史纪录表明复辟王室和复辟喜剧中的浪子英雄一样放荡不羁，因此喜剧中的浪子英雄为想象复辟时期英国政体转变提供了丰富的舞台空间。 作为复辟喜剧中最常见的人物，浪子英雄成为这种政治想象的焦点。浪子英雄纵情成性，总是能够赢得年轻美貌女继承人的芳心。同时他掌握着诠释时尚文化话语的特权，这是其他人物无法企及的。浪子英雄常常击败市民出生的花花公子，夺取女继承人，并以此来证明其政治能力。然而，必须指出复辟喜剧中的浪子英雄有别于登徒子。登徒子只是好色成性，但复辟喜剧中的浪子英雄却具备社会改良潜质，在政治风云变化的复辟舞台上逐渐调整自我。这细微变化折射了复辟之后五十年间英格兰政体的变迁。浪子英雄形象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变化，也展示了主权如何作为一个现代政治概念的形成过程，并通过舞台表演探讨了各种主权形式的可行性。 本论文认为复辟喜剧中的浪子英雄通过舞台表演，形象地展示了作为现代国家最高政治权威的主权概念之演变，并探讨了君主与社会群体间关系的各种可能形式。浪子英雄形象的转变折射出这一时期英格兰政体观念的转变：从热烈颂扬君主主权、到感受绝对主权的威胁、最后以协议主权解决了君主与社会群体间的矛盾。 论文第一章讨论了浪子英雄如何成为复辟君主宣传其政治权威的重要戏剧手段。因为浪子英雄所崇尚的自由在古典哲学中就包含着矛盾本质，因此浪子英雄的放荡行为不仅未能巩固君主特权的合法性，相反暴露了这种政体在政治哲学逻辑中的矛盾本质。同时浪子英雄的放荡行为也揭示了复辟君主政治能力的匮乏，不足以应对崛起中的英格兰在国际关系、经济发展和政府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种种问题。最终令君主政体合法性受到质疑。 论文第二章探讨了浪子英雄与喜剧间的文类冲突。作为复辟喜剧的文类指标，浪子英雄非但没有增加喜剧气氛，反而时时挑战喜剧文类边界，他那些无耻的放浪行为常常给原本欢快的喜剧结尾蒙上一层阴影。浪子英雄与喜剧中的文类冲突影射了当局鼓吹的君主特权和主权法理根源间的矛盾。剧作家们采用的各种修辞手法不仅无法遮蔽这种文类冲突，相反凸显了君主主权的专制本质和复辟君主建立集权政体的企图。 论文第三章讨论了后期复辟喜剧中浪子英雄如何通过协商和女继承人达成婚约。这反映了协议主权作为解决当时政治危机的可行方法渐渐深入人心。浪子英雄并没有停止放浪，但他具备了金融知识、军事能力和行政效率，这些具有实践性的本领使他逐渐成为一个更为胜任的统治者。此外，这些新本领促使他对愈加复杂的国内与国际事务有了更为深入的洞察，并更愿意尊重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这表达了当时社会对协议主权的信心。 在查理二世复辟后五十年间，喜剧中浪子英雄形象的转变是对合适主权形式的讨论。不受社会道德约束的放浪无法为绝对王权的法理基础作辩护，而展示君主政治权威的舞台表演已无法掩饰其行政手段的匮乏，更不能解决君主与社会群体间冲突。当浪子英雄逐渐具备了应对经济、军事和行政方面新局面的能力时，英格兰已经不再纠结于主权的法理根源和主权的行政边界，而是聚焦如何通过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将君主与民众的矛盾，即主权纷争圈定在可以解决的范围内。浪子英雄和女继承人的婚约为君主和民众上演了通过协议主权解决其矛盾的可能性。当浪子英雄具备了统治国家的有效能力时，放浪即成为过时的政治手段，从而沦为道德批判的对象。浪子英雄的社会改良是英格兰走上协议主权的标志，也为复辟喜剧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