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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是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为迎接新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增强社会运行秩序,提高治理效能,而在治理领域做出的创新性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本文所研究的西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是在西方协同治理制度框架内,政府与社会组织基于平等与互信关系,为实现共识性价值目标而联合采取的集体行动。西方协同治理集体行动的生成包含着复杂的理性计算与博弈过程,并且依托于特定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基础环境。因此,从理论借鉴与制度发展的本土实际需要出发,我们有必要对西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进行系统的反思性研究。本文以主体间关系为视角探寻协同治理之有效协同的内在机理,进而透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对西方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价值,通过反思西方协同治理在价值生成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情境,就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格局建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本文将协同治理的内涵分析重点落位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协同,并认为在共识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结构是促成协同治理集体行动并发挥协同效能的基础。其次,本文根据协同治理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剖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对西方公共管理发展的伦理价值和民主价值。在伦理价值方面,本文认为协同网络中所凝结的社会资本,不仅促进了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伦理关系的形成,而且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行为选择纳入公共责任伦理的框架之内,从而推动了公共管理自为秩序的建立。在民主价值方面,本文认为西方协同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设计,充分还原了社会公众在公共生活中的主体性,扩展了社会主体融入公共生活世界的广度、深度与效度,为公共管理民主实践提供了宽阔的实验场。再次,本文对西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可能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行了反思。这些困境主要包括个体理性持续博弈带来的集体理性优先性的实践困境、可选择性道德行为的有限性造成人的道德存在的困境、特定生成环境所导致的西方协同治理制度建构的适用困境。最后,本文根据西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价值研究与困境反思,结合我国社会治理的制度实践、国家与社会关系及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有针对性地提出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制度建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