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物遗址是一种特殊的文物资源，承载着一定的人类历史信息，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文物大遗址是指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由于占据比较大的空间，文物大遗址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文物大遗址区作为一个特殊的区域，应该和其他所有区域享有同样的发展机会。
作为各种文物类型中的一种，大遗址具有一般文物所具有的共性——不可再生性，即在人类文明的推进过程中，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不能破坏文物大遗址，更不应该毁坏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作为文物的特殊形态，大遗址又具有其不同于其他文物的特殊性质——不可移动性，由于不可移动，这些大遗址不可能像瓷器、字画或者青铜器等那样进行异地保存(如建立博物馆)，在人类文明推进中，这些大遗址区是不可逾越的。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大遗址的这些特性，一方面大遗址需要当代人很好地保护，以传承这些珍贵的历史信息；另一方面大遗址的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保护利用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呈现出加剧和激化的态势，文物大遗址正在遭受着人类文明的冲击和人类生产生活的破坏。一旦这些文物大遗址遭受破坏，历史的信息将会消失，一些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人类智慧的结晶也将因此而无法继续传递，将会成为人类发展史中最大损失之一，是无法弥补的。但是，如何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如何延续这些文物大遗址的寿命，如何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融合，保护和利用好这些文物大遗址，如何实现文物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和共赢等等，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道难题。选取这样的题目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也拥有众多的文物大遗址，这些文物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好与坏，对所在区域甚至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这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研究好中国的文物大遗址保护利用问题，对于解决这一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至关重要。陕西省是中国的文物大省，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仅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达40余处，以文物大遗址最为典型。陕西省的文物大遗址所能体现的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跨度比较大，其中很多的遗址反映了我国周、秦、汉、唐等鼎盛时期的文明，在中国文物大遗址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选择陕西省作为研究对象。
笔者通过对目前文物大遗址保护利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保护手段单一，保护效果差；保护经费来源单一，数量不足；被旅游公司承包经营等问题的分析，指出在文物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并力图寻求解决的理论基础和对策。
在总结多年来参与的一系列文物大遗址保护利用规划的基础上，在充分梳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轨迹和脉络后，结合本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大量野外调查工作，笔者指出，大遗址区具有后发优势和外部性；在保护利用与发展以及管理者和当地群众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可以实现文物大遗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笔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文物大遗址的经济属性，指出文物大遗址是一种经济资源——具有有用性和稀缺性，并针对文物大遗址的特殊性，指出文物大遗址是一种经济资源，其保护利用效益应该在零和无穷大之间。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文物大遗址保护利用的经济效益应该最少大于零，即必须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或资源性作用。但是，由于对文物大遗址认识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在这些地区往往存在着对文物大遗址利用不足或者利用过度等问题，导致保护利用效益低下，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甚至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因此，本文提出了有效保护的概念，即保护与利用相协调，保护利用与区域发展相协调的保护概念。同时指出，大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发展关系，文物大遗址保护利用必须纳入区域经济发展体系和战略中去考虑。
在分析论证中，本文首先通过分析文物大遗址后发优势的形成及开发利用对策，指出如果利用好后发优势，我们会因此获得较好的后发利益。接着，按照大遗址距离人类聚居地的远近及人类活动对大遗址的影响程度，把大遗址分成城市近郊和偏远地区两大基本类型，并分别分析说明了这两类大遗址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及其开发利用的对策建议。
作为本研究的结论，笔者提出，文物大遗址的保护主题应该是自然环境与文化内涵并重，主体应该是国家政府；文物大遗址是一种经济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应该很好的利用，以实现文物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文物大遗址所具有的明显的外部性，提出发展权移转思路；发展有机农业和观光农业可以实现文物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