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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的企业中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始终保持着完全对等的关系。然而在现代企业中,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所有者一般会将经营权与决策权委托给专业的经理人,两者追求利益不一致从而出现代理问题,引发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在国有企业中所有权缺位,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非效率投资的现象更为普遍。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经济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维持国有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高管薪酬是连接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关系的重要桥梁,能够缓解代理问题,提高投资决策的有效性,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中的另一重要监督约束机制,能够约束高管人员的私利行为,通过设计良好的治理激励约束机制缓解代理问题,进而抑制国有企业管理层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将高管薪酬、内部控制及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本文选取了2011-2014年的沪深两市国有企业为样本,以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利用Richardson(2006)模型度量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然后构建4个模型,检验高管薪酬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内部控制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高管薪酬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最后检验内部控制在高管薪酬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中发挥的作用,进而得出实证研究结论。(1)高管薪酬能够抑制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无论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都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2)内部控制与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负相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3)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提高高管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积极性,提高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4)内部控制在高管薪酬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中起到部分的中介效应,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提高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能够更好的抑制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最后根据研究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开拓了以内部控制为中介变量的新视角,丰富了已有文献关于高管薪酬与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对投资效率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补充,同时希望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管控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