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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斯韦尔开创政策科学以来，围绕“什么是公共政策”这个问题，公共政策研究不断地深化。在这一历史中，先后出现过问题取向和过程为取向两种影响很大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80年代多样化发展中，政策过程涉及的一系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复杂的互动因素”被广泛地发掘出来，政策变化和政策差异成为研究的重要主题，参与政策制定的“众多的行动主体”以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制度因素等在新的研究框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一背景中，战略相互作用机制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这种视角从主体理性行动出发把公共政策理解为具有多样性动机的主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此，本文将之视为把公共政策微观研究推向深入的一种新方向，通过学科史发展的逻辑描述这一视角的产生、基本规定及其理论价值。本文包括如下部分：
第一章，导论。这一章描述整项研究的基础，阐明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概述国内外研究状况，定位主要研究方法和对研究本身进行自我评估。
第二章的内容是从学科史角度来论证战略相互作用视角的逻辑历史前提。我们发现，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试图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但50年多年的历史也没有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定义”。这一事实具有多重意味，但人们普遍忽视的是，所谓“切实可行”只是相对于某一类研究者的独特研究旨趣而言的，它受制于有关科学性的知识假设。我们认为，在今天，必须摆脱以外在的知识确定性来支持公共政策的确定性这种做法，而把研究的视野投入公共政策的微观过程。这意味着，必须提出政策研究之科学性与现代社会结构之组织性之间的关联。因为，公共政策作为一个政治过程与现代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倾向一致，它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之理性实质。正是在这一背景中，战略相互作用作为一种分析视角的意义便凸现了。因为，它正是个体在理性行动中产生社会理性的客观机制，公共政策过程在实质上便是这种机制，所以表现为具有不同条件和不同追求的理性行动主体在相互影响中最后产生社会合作的过程。
在这一章中，本文重点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些新的研究动向，它们包括奥斯特罗姆等人的制度性的理性选择的政策分析框架、萨巴带尔和简金斯—史密斯的支持联盟框架以及约翰·金通的多源流框架等。通过分析，本文对公共政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启发性理解，它们包括：第一，公共政策的一致性和确定性不是来自外在的知识或其他要素而是其自身内在的过程。第二，公共政策不是单一性质的过程而包含多种不同主体和多个层次的复合过程，即多元共存的零和或非零和博弈过程。在现代社会，政策是一群人共同受益的工具，它必须容纳多元主体并使之在同一框架内实现各自不同的利益。第三，公共政策微观过程的核心是战略相互作用机制。
第三章的主题是定义和分析战略相互作用。这一章主要是从对传统决策分析的反思与批判入手引出揭示公共政策微观过程的核心概念——战略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本论文阐述了为什么战略相互作用能够分析现代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概念以及如何理解战略相互作用等问题。
除了规范地描述与战略相互作用相关的理论问题，本章内容实际上是围绕这个中轴展开的：从战略相互作用看，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是什么？或者说，以博弈论作为最主要分析工具的战略相互作用视角为理解公共政策提供了何种新的见解？战略相互作用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两个及以上的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的主体在追求各自目标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相互作用从而引致某种社会结果。战略相互作用表明，个体只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实现自己理性的，也就是说，理性不是在没有约束条件下对不变因素进行对照从而选择最优结果的方式，我们谈及“最优”或“最大”的时候并不是理论上能够测量出来的一个不变量，而是表达改善既定状态的诉求。这种改善的机制也只能通过战略相互作用机制来实现。我们认为，战略相互作用恰当地解释了公共政策的性质。
第四章的焦点是阐述如何运用博弈论的基本概念模型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战略相互作用进行分析，考虑博弈论工具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本章在有限的篇幅内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以案例引出战略相互作用分析的一般性框架，通过纳什均衡重点阐明这一分析框架的逻辑实质和理论价值，最后以制度问题作为突破口，进一步阐明这种分析的价值和界限．
在我们看来，如果把公共政策最终理解为社会理性的一种集中体现，那么，我们将同时认为，多元的、分散的、冲突的、也是可以兼容的（在社会理性中）理性个性，可以通过战略相互作用机制集中在社会理性之中。这实际上是纳什均衡的政治（政策）意义。尽管纳什均衡是典型的非合作博弈模型，但它确实反映了这种机制。这是因为，在这个模型中，由于没有外在力量介入才不可能发生从两个都坦白到两个都不坦白（即优势策略）的变化。但是，在现实中，不仅存在着外部力量的介入，而且只要全部参与者共同面临的制度值得人们遵守，合作便可能成为一种常态。也就是说，制度影响着战略相互作用的类型、均衡，优化着结果。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排除外部力量的干预，而是理解制度制约对全体参与者的干预意义。我们发现，那些良好的制度总是能够建立可置信承诺和威慑，它们之所以产生积极作用，原因于这种外部强制的威慑能够内化为理性自我实现机制。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良好的公共政策标准以及公共政策改善的基本机制。在这里，我们得出本论文最具创新的论点之一：在公共政策战略相互作用中，不应该追求在完全理性条件（或无限定条件）下所达到的纳什均衡，而通过制度（可置信承诺和威慑）的帮助在有限理性和局部均衡前提下来设计理性自发实现的机制。实现这一点，便是实现公共政策的改善。
总体上，本文认为，从学科史发展看，在内部学科发展与外部客观需求的相互作用下，政策科学在今天呈现两个明显的转向：在研究重点上，从多学科的知识探索转向了政策政治过程的研究；在公共政策驱动认识上，从外生于政治主体的公共利益、问题或社会整体福利驱动转向了由政治主体驱动。战略相互作用视角充分体现了这两种转向，它不仅把公共政策理解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或实现某种公共利益目标的方案，而且更重要将之看成政治主体可资用以实现其利益、目标和价值的工具或载体。这就进一步深化了问题取向和过程取向，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值得重视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