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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是二十世纪文论史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198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翻译也成为一时风尚。西蒙和弗洛图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便是女性主义与翻译结合的产物。女性主义翻译力图构建一个女性翻译的传统和系谱，使得翻译不再仅仅关乎语言技巧，更涉及文化，意识形态等。弗洛图将女性主义译者常用的干涉文本的方式总结为：增补（supplementing）、加撰前言、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和劫持（hijacking）。张爱玲作为女性作家，是描写人性的大师，她尤其善长描写女性的内心世界。她的作品往往以女性为主角，关注女性心理和命运，因此女性主义特征明显。然而，作为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的张爱玲极富盛名，但作为翻译家，张爱玲却常常为人所忽视。张爱玲虽然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但相对谈论翻译的文字却很少，因此研究她的翻译观显然不易。本文试图以《海上花列传》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分析张爱玲在翻译中所体现出的翻译观：如干涉性策略的使用、翻译细节时采用独特的多样化翻译手法，等等，这些翻译手法在女性主义视角观照下，将会折射出张爱玲何样的翻译观？鉴于以上的构思，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进行探索：首先，以女性主义作为研究视角，探索张爱玲的翻译观。其次，以往对于张爱玲及其翻译《海上花列传》的研究只关注文本本身，而忽略了译本的特殊性，即孔慧怡博士对原稿做过修改。本文通过对照比较张爱玲和孔慧怡两位女性译者翻译策略的差异，尝试还原张爱玲的独特性，并进一步彰显其“独特”性。同时，本文还将张爱玲的翻译观与当前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作互文观照，发现较之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观，张爱玲的女性特色翻译及其翻译观的体现，较为温和，也较为和中立。这是她对女性“不争便是争”生存状态的思考，她的这一思考无意中对当代女性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或许是一种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