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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观念系统、理论系统、技术系统三个层次对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发展历史进行比较论述,并在最后尝试对当代中西医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中医发展之道做出思考。第一,对观念系统下的中西医学思想史比较。远古时期中西方文明自然观是不同的,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生产方式、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天人合一和物我两立的两种观念,并对各自医学后来的发展带来持久的影响。上古时期中西方先哲思考世界本源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元气论和原子论为主的本体论认识,这两种观念下的生成观和构成观直接塑造了中西方两种医学的发展方向。唐宋之际中国君主专治制度不断强化,相比较中世纪神学一统的西方,中医学在传统观念下继续发展,理论与经验不断丰富,而中世纪西方在宗教统治下几乎放弃了医学,明清中国医学有一定观念突破但仍在传统的思想范式里,而西方科学革命后迎来了医学科学的迅猛发展。第二,对理论系统下的中西医学学术史比较。东西方早期都处于混沌的巫医时代,医学在逐渐自醒、自信的过程中从迷信中走出,并几乎在同一时期两者构建起了各自的医学体系,其中对疾病的病因、病理、症状以及人体的解剖结构等方面,中西方医学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文中选取部分理论进行描述并尝试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如比较两种医学对病因的解释,一为倾向从人体内部探查寻找病因的实证研究方式,另一则是推崇由外部状态联系推理病因的认知求解模式。此外比较了中西方医学历史上对待解剖的不同态度,尤其比较了维萨留斯与王清任历史命运与学术思想的同与不同。最后分析两种医学对疾病的理解差异,并以流感为例反思现代医学潜在的问题以及中医辨证论治思维的价值。第三,对中西医学诊治技术史的比较。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治病救人的客观技术,中西医学在诊断和治疗等多方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技艺。如作为诊断手段的望闻问切与视触扣听,相似却迥异,其中如中医的问诊是一种兼具医学与人文内涵的特色技艺,而西医的间接叩诊和间接听诊则是近代物理诊断法的先河。在治疗方面,中西医最大的区别当属外科,从技术到理念均不相同,尤其宋代以后中医几乎废用了“手术刀”,华佗一度被归为异类。中西医使用工具各有特点,如葫芦、针灸针、瓷药瓶与蛇杖、注射器、玻璃杯相似而颇具差异,尤其玻璃在中西方不同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决定了“China”无缘科学。文章在中西医技术比较的最后反思中西医视野下的人的本质。人是宇宙还是人是机器?中西医不同认识的治疗出发点决定了中西医技术上的巨大差异和各自问题:中医的治疗过程呈现出内卷化的特点,缺乏结构实证的纯思辨推理无法自证与突破。而复杂性问题是当今医学面临的重大课题,一刀切的治疗方式并未从根本上治疗疾病,解决这类问题时,切莫着急否定中医方案,有效必定有理,中西医应该一同携手探究生命与疾病的奥秘。最后,本文尝试对当代中西医并存下的中医发展之路做出思考。中西医论辩百余年,“中西医汇通”、“中西医合作”、“中西医结合”等观念先后提出,但是怎么结合?从开始的“中学西”到后来的“西学中”都存在不足,如何对待中西医并存,尤其如何对待中医,本文指出理解中医自身特点是发展中医的前提。而中医重要的特点便是辨证论治,“辨证”与“辨病”的分离和重合是其核心特点,对证候的分析把握是中医学理论的重大贡献,完善的医疗模式应该是“诊断不遗漏证候,治疗不偏离疾病。”当然解释和揭示中医科学内涵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中医药未来的发展需要运用科学手段,但在当代的中医科研中存在严重问题,不理解中医本质的盲目科研大量存在,本文以中医“治法”科研的乱象为例,深刻剖析其错误本质,疾呼中医药“可研”才能“科研”,为当代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一点参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