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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改革与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基于对内蒙古、湖北、江西、四川、云南五省区，15个县的乡村医生、乡卫生院、县医院及卫生行政部门、农民、县乡村三级行政领导的实地调查，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乡村医生群体的构成、收入、政策环境、社会评价、医患关系等具体指标入手，探讨乡村医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经济、政治、声望三维地位的相关关系的变化轨迹与规律，分析其地位变迁的不同阶段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揭示该群体地位变迁与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互动。
乡村医生是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数量庞大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队伍。他们是农村技术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主力军，是我国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是掌握了一定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又是农民中的一分子；既要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并承担义务，又要服务于乡村。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诞生以来，乡村医生为农村提供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卫生宣传等服务，对维护广大农民的健康、保护农村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文件中仍将乡村医生称为农村卫生工作的基石。乡村地区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缺乏对城市的影响或许是隐性和间接的，但传染性疾病的大规模跨界传播表明，乡村地区医疗服务设施的缺乏对城市的影响是显性和直接的。2003年的“非典”流行事件已经对此做了最好的印证，也正是这一事件促使国家下决心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乡村医生作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承载者必将长期存在下去，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农村发展的滞后，在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分税制改革、取消农业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乡村精英不断流失和村庄中的公共空间也日渐减少。经济精英进城、政治精英失势、乡村教师也随着学校的合并逐渐集中到小城镇；村委会失去了昔日的人气、乡村集市日益萎缩；集体文化生活基本交给了电视；宗祠门庭冷落。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乡村医生已成为政府公共权力在乡村存在的象征，成为农民与政府之间上传下达的纽带和桥梁。因此从社会学视角对乡村医生的地位变迁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为调整乡村医生群体的地位不一致提供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在新制度的建设和实施过程中，作为制度重要承载者的乡村医生的权益受到了忽视。另一方面，由于部门本位观念，政府政策的设计缺乏全局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甚至出现了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与乡村医生争利的现象。
本研究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立体透视，认为乡村医生的社会地位受到社会经济、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乡村医生地位变迁是一个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互动的过程，同时也是这种互动的结果。乡村医生作为村庄场域中受到政府肯定的并且掌握着公共空间的为数不多的“在地精英”，在其身上曾经出现的地位不一致以及现在出现的地位不一致倾向不只对该群体本身有着重大影响，也必将以其特有的方式与途径深刻作用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调整这种地位不一致倾向，充分发挥该群体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势在必行，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
本研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研究的准备。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内容与创新、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在中国城市经济制度转型的背景下，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乡村医生群体的构成、收入、政策环境、社会评价、医患关系等具体指标入手，探讨乡村医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经济、政治、声望三维地位的相关关系的变化轨迹与规律，分析其地位变迁的不同阶段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揭示该群体地位变迁与我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互动。第三部分是总结与讨论。在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概述和讨论后，还就政策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本论文的最主要结论是：中西部资源稀缺型乡村的乡村精英在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动的局面下，已经大大流失，而乡村医生作为中国社会变迁这一特殊时期留在农村的精英，在我国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农村社区重建，农村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社会信仰、信念体系建设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功能和地位。乡村医生的地位不一致，不是一般社会群体的地位不一致，而是“在地精英”群体的地位不一致，由于其巨大的负面影响涉及到农村居民的生命健康、涉及到农村以至全局的社会稳定，所以采取相应对策，改变现在的对待该群体的政策，对于那些不适当的政策作出调整已经显得十分紧迫。必须采取措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地位不一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