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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奎因在《词语和对象》(word&Object)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翻译的不确定性理论(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thesis)，并且通过对它的讨论，进一步发展了意义理论，从而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当代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奎因通过分析词的指称无法探明来论证翻译的不确定性，而在论证指称的无法探明性时，又引入了刺激和刺激意义的问题，根据词的刺激对每个说话者产生不确定的刺激意义，断言不同源语言之间的原始翻译是不可能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理论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然而与翻译的事实不完全相符合。奎因之所以否认翻译的确定性，与其所持科学式标准相关。科学式标准严格要求语言翻译的对等性，这个标准对于通过应用才能确定意义的语言是不适当的。普特南对意义的新理解以及日常语言哲学的新见解为我们反思翻译的不确定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普特南肯定语言的公共性，他着重指出两点：首先，词的指称由社会共同体决定；其次，词的意义是在语言共同体中确定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词的意义在于词的使用，对词的用法掌握得越多，词的意义就越是明显。对语言翻译而言，翻译者对词的用法了解得越多，越能理解词的意义，翻译就越准确。奥斯汀的理论指明了词的翻译需要了解对方语言的环境。这些理论对解决语言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立足于现实的语言实践，重新思考语言翻译的标准问题，基于新的标准论证语言翻译具有确定性。尽管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结构，不可能在两种语言中找到等价关系，但不能根据这一点否定翻译的事实。词的意义和所指不是私人性的，而是公共性的，这一点使得翻译具有可能性。语言翻译要考虑词在公共领域的使用，翻译的标准应该是语言共同体对个人使用语言的认同。语言翻译需要翻译者积累使用语言的经验，了解更多的词的用法，以确定一个词在语言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奎因主要讨论的是非同源性的原始翻译，尽管原始翻译有其独特性，但是原始翻译经历时间都会过渡到非原始翻译，而非原始翻译的事实说明两种不同语言的翻译可以通过翻译者经验的增加而更为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