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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有各类草场面积8205.19万hm2，占其土地面积的68.1％，约占我国草场面积的1/5。西藏草场作为牧区经济运行与牧业生产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经济和草场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是自然资源的巨大宝库，是各少数民族生存的重要家园，更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近几十年来，西藏的草场出现了严重的退化和破坏，这种局面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超载放牧是引起天然草场退化最直接的原因，其根源在于草场产权的“公共性”。草场产权制度与草场过度利用密不可分，毫无理论准备的草场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制度供给的滞后性使草场的使用和保护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诱发了牧民掠夺式经营行为的发生，致使天然草场被长期过度利用。草场的环境容量(主要体现为载畜量)作为稀缺资源，近年来虽然采取了许多行政性控制措施，但仍呈递减趋势。草场生态“局部好转，全局恶化”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依靠传统的管理方式似乎难以为继。草畜平衡管理因为监管标准太复杂，交易成本太高而难以执行，这是导致草场严重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关键因素。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等诸多因素。为遏止草场荒漠化，须进行制度创新，特别是产权制度、草场使用制度、补偿生态赤字制度以及激励机制方面的创新。目前如何从西藏实际出发，构建适合草场生产力发展的产权制度结构，对实现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任何一个产权制度都不是静态的，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将产生制度外潜在利润，利益相关者出于对潜在利润的追逐，必然要求对原有制度进行改革，使制度外潜在利润变为制度内的现实收益。因此，研究西藏草场产权制度，应以动态角度来观察产权制度变迁。本文回顾了50多年来西藏草场资源经营发展历程，分析了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认为西藏草场产权制度变迁的实质是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制度的需求与供给出现失衡，变迁主体通过博弈以产生适应现有制度环境、促进绩效改革的产权制度，形成新的制度均衡。因此，我们在对西藏草场产权制度变迁的逻辑过程梳理的基础上，从制度需求和供给的角度研究变迁主体发动变迁的原因，分析变迁主体是如何进行变迁路径选择的，并通过讨论变迁绩效明确是否有利于西藏草场畜牧业发展，并提出相关建议。
综合各种文献，我们认为在六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也是本文的重点：第一，需要对西藏草场产权制度变迁逻辑进行系统梳理；第二，需要对产权制度变迁理论应用分析，明确变迁产生的原因；第三，需要从产权角度对变迁的具体模式进行划分，并通过对变迁的约束条件和主体目标的分析明确变迁路径形成的原因和规律；第四，需要对西藏草场产权制度绩效进行系统分析，以明确产权制度变迁是否有利于草场畜牧业的发展；第五，需要对西藏草场债权物权化探析，以明晰产权，有利于产权流转，实现规模经营；第六，需要对草场承包经营制度具体实施的案例分析，以便总结推广，为西藏草场畜牧业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本研究主要的内容如下：
首先，是对草场制度变迁及其绩效进行分析的理论准备，对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草场制度的国内外研究状况作概括性描述和简要的评论，明确了本文研究的视角和主要内容。
其次，论文较为详尽的回顾了西藏草场制度演进过程及其特征，根据对现行草场制度现状描述和详细分析，提出现行草场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把以牧区草场产权制度为主的牧业生产经营制度变迁作为主线，可以根据普遍现象或总体特征，大体上将1951直到现在分为以下几个典型阶段：1951～1959年沿袭草场封建部落制，部落头人、贵族不仅占有最好的草山，而且拥有对草场的绝对支配权；1959～1965年实施以“牧者有其场”为目标的民主改革，产权制度是草场分散私有、分散经营。随后从“所有权牧民私有”过渡到“合作或适度统-经营”；1965～1978年实行所谓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政府的强制下，基本上实行了“草场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1984年在全区实施了“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直到2005年才在全区实施“草场公有，承包到户，自主经营，长期不变”。
在对演变逻辑进行了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变迁主体、变迁需求和供给的分析，明确西藏草场产权制度变迁的原因。然后，分析了产权制度具备了变迁的需求和供给条件后，变迁主体从各自的目标出发选择具体的演变路径。草场制度是关系到草原畜牧业发展和牧区经济体制的重大问题，针对现行草场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是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草场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及产权理论，提出了草场制度改革即完善草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思路。
不同的变迁路径必然有不同的变迁绩效，因此本文在对变迁路径划分的基础上，对西藏草场产权制度的绩效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草场承包经营制度对西藏畜牧业经济的增长，然后进一步剖析退牧还草这一草场产权制度安排的具体实践，对其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实证角度计算了现行草场产权制度对牧业经济和牧民收入的贡献，从而对已有的理论和分析进行检验。
牧区草场承包经营权的诸多弊端源于它的债权属性，从西藏牧区草场承包经营权的物权规范与债权规范之区别研究着手，认为草场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其有必要性。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场，应对牧区草场承包经营权债权物权化，依法使草场承包经营权成为一种具有完全物权特质的新型用益物权。把草场所有权与使用分离作为构建草地产权制度的基础，主要是通过明晰界定草场产权关系，并建立产权运行规则，健全草场使用权流转制度，牧户保留承包权，实行自愿前提下的适度统一经营，走上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牧场式经营，达到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对草场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此外，新制度经济学自科斯以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即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经验实证分析，这是因为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通过对西藏那曲县草场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了案例分析，对其改革取得的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完善对策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牧区草场制度创新的思路，为西藏草场产权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几方面：
(1)运用产权制度理论揭示西藏草场产权制度变迁的实质。本文将西藏草场产权分为法律上的产权(所有权)和经济产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结合西藏草场特点，运用该理论对不同时期的各种产权制度进行比较，提出西藏草场产权制度和牧业业经营组织形式的理想而可行的变革方向。
(2)西藏草场资源管理制度应采取新的改革思路：为了进一步完善草场家庭承包制度，本文建议应主要由政府和管理部门承担维护产权排他性的责任：牧区的家庭承包制要有所创新，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但不应鼓励以家庭为单位来利用；应在完成草场产权初始配置的基础上允许牧户自主治理，鼓励牧户合作生产；在完善草场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可能通过多样化的地方自主治理，实现放牧草场多功能优化管理，实现在利用前提下的西藏放牧草场的长久治理。草畜平衡管理应由侧重监管牧户对草场的经营过程的“审批监管”模式改为以草场质量为依据、以税收等市场经济手段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管理”新模式。
(3)在构建牧户草场使用权市场流转理论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基本结论是：西藏草场使用权市场流转面临刚性的需求约束，总体水平上呈现需求大于供给的不均衡态势。为此，需要改善草场使用权市场流转的外部条件，促进草场有效供给的形成。创造条件让更多牧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核心是推动草场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牧权交易使原本难以通过市场解决的过牧超载等草原生态环境外部性问题变得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来解决，通过市场交易机制不仅能有效地控制载畜量和优化草场资源的配置，而且能节约大量的社会监督与交易成本。发挥草场保值增值的作用，首要任务是赋予牧民物权性质的草场产权，进而实现草场产权的商品化、货币化，促进草场使用权流转，并结合不同地区实际大力发展草场股份合作制。针对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失地牧民财产权益的紧迫性，重要的是提高牧民在草场交易过程中的谈判地位。本文试图从实践与立法相结合的角度，提出完善草场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的对策。
(4)退牧还草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利用因子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的原理与方法建立了草场退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模型，结合那曲县的实际对草场退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子及驱动力的大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牲畜数量、人口数量、产业结构、草场保护政策执行情况、草场围栏面积以及牧民人均纯收入是草场退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子。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实地调查等方式对2004-2006年西藏那曲县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前后草原状况和牧民生产、生活状况比较，分析了退牧还草政策对牧区草场资源，牧区畜牧生产，牧民生活三个方面的影响，并分析了退牧还草政策的实施效用。结果显示，该工程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那曲县草场生态环境状况，促进了当地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但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项目区没有形成具有市场规模的替代产业，牧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政策上的不合理性。建议通过加强移民教育、发展特色替代产业、提高草场资源管理水平、完善补偿体系等方面对退牧还草政策加以改进，实施生态移民需坚持以人为本、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生态保护区、源头区、水源保护区的草场生态移民要尽快建立长期稳定的生态补偿机制，从而使退牧还草工程成为真正的长效工程。
(5)本文分析并提出西藏草场畜牧业发展战略调整应：从传统的纯牧区逐步向半农半牧区和农区过渡，形成牧区繁育，农区、半农半牧区育肥，城镇加工的分布格局；开发东部林芝地区草场载畜潜力，稳定、提高中部拉萨市、山南地区草场畜牧业的生产经营水平，保护西部那曲与阿里地区草场，划定禁牧区，建设西部自然保护区；建植人工草场，实施退耕还草、农田种草，实现以草定畜；在青藏铁路沿线，选择低海拔城镇，建设耗牛肉、肥羔肉小包装、分割肉加工基地，以此带动东部、中部绿色耗牛肉、肥羔肉生产和季节草地畜牧业的发展；建设西部绒山羊基地和“一江两河”流域奶牛业；努力扩大边境畜产品贸易，提高畜产品商品率。
(6)和平解放后西藏草场制度发生了若干次大的变动，其中，有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有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变迁都是政府供给主导型的，不过前者是制度环境的彻底改变，是政府强力推行的；后者是制度环境下的制度安排，是诱致加强制的制度变迁。前者的效果明显，如“草场的集体所有，集中经营”制度得以在西藏确立。由于西藏文化的开放性，内地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才有了可以纳入的基础，而西藏人民的群体精神，则对这一制度的巩固起着重要的作用；后者的效果则很差，至今西藏草场承包经营的完善程度还远远落后于全国牧区平均水平。西藏非正式制度对诱致性变迁方式的影响表现在草场承包经营制度的缓慢建立上。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传统习俗、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不可小视。由于藏传佛教消极世界观、人生观的深入影响，诱致性变迁的初级行动主体难以形成。同时，也由于藏人价值取向的偏差导致财富积累的异化。本文根据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有关理论，试图探讨西藏独特文化环境中非正式制度对其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的影响。鉴于非正式制度在西藏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促进西藏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