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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腐败问题为历代君主所重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不例外。基于特定的个人动因和客观动因，让朱元璋形成极度仇视官员的心理，使得他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重视反腐倡廉建设的君王，其反腐倡廉建设规模之大、力度之强、影响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面对明初百废待兴、政局不稳的状况，为强化皇权，朱元璋在总结元亡教训的基础上极力主张“严刑治贪”，为此其采取了重刑治贪与廉政教育并重的反腐倡廉举措。第一，健全反腐法律体系。如颁布了《大明律》和《明大语》，为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立法支持。第二，严格官吏考核机制。以廉洁作为官吏考核的核心指标来决定官吏的升迁。第三，强化责任追究机制。通过深挖深查的案件追究机制，将腐败利益链连根拔起，有效的打击腐败。第四，完善特色监督机制。官方监察与民众监督并存的极具明代特点的监督机制。第五，营造良好廉政氛围。通过表彰廉吏等方式，形成健康向上的官场新风气。 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完备的反腐倡廉举措，这些举措对明初的政治、社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一，遏制了官场不良风气。通过惩治与防范相配合的反腐倡廉举措，在重典打击贪腐官员的同时又注重培养官员的廉政意识，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的官场新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清明了政治，达到了打击官吏贪腐犯罪的政治效果。第二，恢复了良好社会秩序。通过以“严刑惩贪”为指导的反腐法制思想，迅速有效地打击了一批猖狂的贪官污吏，减轻了官吏对百姓的剥削，为农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营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生产力得以有效恢复和发展，百姓可以过上稳定殷实的生活，从而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恢复了社会秩序。基于传统社会的“人治”体制，朱元璋所推行的反腐倡廉举措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具有其固有的弊端。第一，造成官员行政效率的低下。针对贪腐犯罪，朱元璋常常法外用刑，任意扩大贪贿犯罪打击面，造成官员极端的不安，遇事推诿，严重削弱了官员行政的积极性。第二，导致社会的封闭和动荡。在传统社会，反腐倡廉举措的实施效果取决于君主的意志，朱元璋以反腐名义，设置特务组织来监控官员，而特务组织除皇帝之外不受任何力量的支配，可以为所欲为，陷害忠良，最终形成人人自危的社会风气。第三，未能从根本上铲除贪腐现象滋生的土壤。虽然朱元璋的反腐倡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但受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响，这些措施只是暂时遏制了官场的不良风气，却未能铲除滋生腐败的根源。朱元璋反腐倡廉举措弊端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如对重刑主义的过度推崇以及传统君主政体制约等。从朱元璋反腐倡廉举措的利弊得失中，吸取教训经验，如应坚持法治反腐，完善监督体系等，以更好适应当今我国反腐斗争新形势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