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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分析许衡“八进八退”的仕元履历，与孔子于卫国“四进四退”相比较，论证许衡突破了孔子所设立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屈身行道”的上限，并解构许衡对先圣前贤思想的创造转化的思想根源和对时局省思的人格设计。 本文循着元明清三代对许衡仕元的论议，探讨许衡仕元所引发的思想观念以及其对明清两代有关诸儒从祀之议的影响，并借此论证明代从祀孔庙的标准。许衡作为“朱子后一人”、“道脉正统”，深喑传统儒家观念，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屈身出仕蒙元。因而本文接着分析其心灵机制，探讨许衡对传统观念作了怎样的创造性转化以对其“仕元”一事作自我论证。并通过分析许衡等仕元派所处的政治外缘以观察和呈现元初仕元儒士的心态律动及其与蒙元帝王的精神对接。 许衡于思想史上的贡献在于传播程朱理学，并将之定为“国是”，促进了儒学普遍性和地域性的扩展。本文分析许衡“桩主说”的思维方式，追究其在多元文化激荡下致力将程朱理学定为“国是”的进路和过程，探讨这场君臣博弈中决定胜负的关节点。 许衡在思想史上的另一大贡献在于提出“学者以治生为先务”的观点。本文分析许衡提出“治生说”的背景和原因，探究其“治生说”于明清两代引起的论议，论证其“治生说”对明清两代士商观念的转变具有直接影响，且为明清士人治生商贾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