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步入了社会转型期与改革深水期，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层出不穷。各种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广范围、高频率、多类型的特征。群体冲突、官民冲突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更是政府“维稳”的重点。长期以来，不管是政策导向、学术研究还是公众认知，都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矛头导向政府，认为政府是始作俑者，他们违背了执政为民的原则、侵犯了群众的公共利益、触及了群众的尊严与道德底线。“压迫-反抗”式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与解释路径占据了学术研究的主流。而在这种归因认知之下，基层政府成为被谴责且需要“纠正”的对象。事实上，基层政府作为“接点政治”的实施主体，同样也是群体性事件的“受害者”。他们深受“夹板之气”的压迫却无力反抗。如果笼罩在基层政府头上的这种强大“气场”得不到充分的认识与疏泄，不仅会严重影响到基层政府的士气和效率，还会给官民矛盾的激化和社会不稳定带来巨大隐患。基于此，从基层政府的角度探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具有重要政策价值和理论意义。 本文借鉴应星的“气场”概念，分析了基层政府“气场”的生发消解过程对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影响。论文首先对压力型体制、价值累加理论和社会“安全阀”理论进行了整合，创建出一个新的“基层政府‘气场’四阶段”框架图。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对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与总结，整理出基层政府的“气场”在整个群体性事件不同阶段的不同状态，并试图回答“气场”缘何而来、如何在整个事件中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通过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当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底层群众等行为主体产生矛盾时，他们会因此“生气”，并形成一种相互激荡的“气场”氛围，如果“气场”中的“气”没有畅通的发泄渠道，那么双方之间的矛盾会不断累加，并在受到道德冲击之后全部“释放”，从而使官民之间的矛盾达到最大化，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本文认为，全社会都要正视并积极改善基层政府“两难”的行政环境，重新定位基层政府在社会冲突中的责任比重，重新审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唯有如此，才能使社会认知更加理性化、客观化，并形成一种通过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来解决转型期间社会矛盾的现实。